这里所说的老同事，是指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纸盒厂的好朋友。退休后，时间宽裕了，我就想着与从前的老同事们联系。岂知，噩耗传来：我崇拜的王津先去世了。1971年5月，我来到光明纸盒厂当工人。这个厂，是1956年由街道成立的大集体所有制小厂，坐落在小白楼街的一个居民院内。在此，我结识了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年长我七岁的天津耀华中学高三毕业生王津先。

　　纸盒厂因为有了王津先，便增加了一个新产品继电器，这样，纸盒厂便跨进了制造机床电器的行业。我进厂时，王津先除了负责新产品技术工作，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制造一台光电跟踪线切割机床，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机器，是为生产继电器、开模具用的。当时市场买不到这种设备，只能自己动手。王津先必须学习，从理论到实践，边学边干。他每天早晨六点一过准到厂，先看书，一动不动，十分专注。这个颇具雕塑感的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台机床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查资料、搞设计、进材料、造基座、磨导轨、攒电路，全部是他一个人手工操作，难度之大、压力之重，可想而知。那年头儿没有表扬，更没有物质奖励，什么早来晚走、放弃公休就是常态，看着他每天精神饱满、干劲十足的样子，我想，这就是事业心吧！

　　王津先整整干了三年，他成功了！光电跟踪线切割机床投入生产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厂外同行惊讶，厂内职工振奋，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这小厂有前途，我对王津先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由于继电器的生产不断发展，小小的纸盒厂蕴含着一片生机，王津先的言谈举止、行为做派，引领着厂里的风气，尤其是他爱学习、钻技术、讲实干的气场，影响着厂里的青年人……比如两个青年人干活，累了歇会儿的工夫，一个青年拿粉笔在地上写一道算术题或者几何题，对另一个说：“你做做……”这是当年厂里常见的风景。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厂里有三人考取了大学。所以，到了1978年高考，厂里青年们跃跃欲试，一下子竟有十几个人报名。我也想考，但心里没底，我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语数外物理化学政治历史，我都未学过。我很纠结。王津先鼓励我说：“不会，学呀！把心静下来，努力学习……”在他的鼓励下，我报名了。经过一番拼命似的“恶补”和考场煎熬，高考分数总算通过了录取分数线。1978年11月，我考进了天津师专。厂里报名考试的青年，虽然成绩不一，但大本、大专、中专、技校，基本都有学上。据说，1977年、1978年、1979年三年高考，小纸盒厂共有近二十名青年高考中榜，还有几个青年未考大学，但都在上夜大或参加技术补习班。由此可见，当时厂里的学习风气何等浓厚。我时常庆幸自己认识王津先，是他引我走上了学习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王津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纸盒厂随着继电器生产规模扩大，更名为天津市机床电器三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津先带着小工厂的部分同事创业打拼，据后来退休的同事说，王津先十分重视职工切身利益，积极缴纳养老保险，他们的退休金比小厂同事高出一截儿。王津先痛恨侵占职工利益之人，在小厂时，他还曾实名举报贪污者。

　　我离厂四十多年，其间几乎未与王津先见过面，但我始终感觉他就在身边，并且时时督促我学习，鼓励我工作，鞭策我做一个正直的人。改革开放为王津先施展才华搭建了平台，虽然他未考大学，但从未停止过学习，学习二字于他已是一种享受，这使他在天津机床电器制造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

　　2016年9月，王津先在工作中感到不适，治疗未愈，于2017年3月与世长辞，卒年七十岁。噩耗传来，熟悉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老同事们更是悲痛至极。四十年来，我从未因自己脑子笨而赧颜，因为我靠学习战胜了许多困难，收获了生活的快乐。王津先不在了，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改革开放没有埋没他的才华，他的精气神至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