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写作是在公共区，因为多年过着的一直都是集体生活。读初中、上高中，总是偷偷地写，因为发表不了，怕人讥讽。况且那时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记录，又怕人看到。因此，写作都是压在书上面，仿佛在做作业。

　　及至当了兵，先是战士，都是睡通铺，没有自己的领地，写作都是在共同空间进行。有时就是坐在方凳上写，纸就搁在腿上。后来当了连里的通讯员，才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屋，但工作很忙，加之为了考军校，有空就得复习，写作的时间就少了。特别是有一年冬天，彻底绝望了。那年，我把自己所写的东西东挑西拣，并利用整个冬天，工工整整地抄写后，又恭恭敬敬地寄给一个有名的编辑，他却一直没有回音。于是，我便下决心考军校。幸运的是，虽是文科生，却考上了理工院校，成绩还靠前，这让我始料不及。及至真的上了军校，12名战友住在一间屋子，连张桌子都没有。刚去时由于是学指挥，训练极苦，没有时间写作。到了第二个学期，开始上文化课，便找了一块小板子，只要有时间便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每次写作时，身旁总是有人打牌、有人聊天，但这丝毫不影响思维。每到集体活动或上课时，我便把小木板藏在叠好的军被中。

　　随着文章渐渐发表，写作的劲头更大了。那时条件不好，放假回去都必须把来回的路费挣出来，别的办法没有，只好靠文字。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忽然被宣布留校了，时间与空间都有了拓展。开头说是留在机关写材料，不知为什么一个暑期回来，又说放到基层去了。到基层报到后，与同时留校任教的战友每两个人一间屋，一人一张桌子，从此便有了写作空间。但那时大家刚毕业，喜欢串门聊天，有时不聊也觉得不礼貌，便一边写，一边与他们聊，往往聊着聊着，文章也写完了，让他们很诧异。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当稿费单雪片一样飞来时，同事们便很羡慕。留校工作后，同事们纷纷跑出去谈恋爱，每到下班后，整个楼道里有时就剩下我一人，在空荡荡的环境中充实又寂寞。那时写作还是手工方式，再长的文章都是用笔写的，写一遍、改一遍、抄一遍再投稿，挺费工夫。不久，便被借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帮助工作，在领导那台古老的386电脑上，学会了王码五笔，从此便具有了现代化写作方式。它的好处，不仅改起来方便，而且打印起来快捷。经朋友介绍，交定金赊了一台比较原始的笔记本电脑，等回到原单位，还从北京拉回了一整车的书，一下子感觉自己富有了。

　　再后几年，由于帮助后来的单位写了一本院士传记，有幸被调入北京。来京的第一晚，写了一篇文章《我在北京有张床》，发表在《北京晚报》。事实上，此时的工作便是天天加班写材料，人家就是调我来写材料的，为了谋生，没法。只好先放下写作计划，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材料。与此同时，只要有闲暇我还是偷偷摸摸地写。我觉得自己来京，毫无根基，随时有被淘汰的危险。而写作，似乎是世界唯一不需要关系的职业。我的单位并不欢迎写作者，好在平时工作干得不错，与领导、同事之间处得不错，因此业余发表点东西，领导并不反对，同事们也不眼红。那时，也是和写材料的一位同事同住在一间单身宿舍。宿舍虽小，却也是空间，而同事要么在办公室加班，要么跑出去喝酒，所以我就有了写作空间，好多小说，包括长篇，就是在那间宿舍里写的。等到结婚，单位也没有分房子，只好请同事到别处寻住。等分到房子，三家合住一套团职房，我只占据其中一间，很快又有了孩子，屋子里都是人。空间虽小，我还是买了一张电脑桌和一排书柜，挤在空间里。下班回来，等媳妇、孩子睡了，我就开始写作。即使有键盘的声音，媳妇和儿子慢慢也都习惯了。再往后，中间有一家搬出去了，我便有了两间房。我专门买了一个大书桌，放在其中的小间里，又可以伏在桌上写了。儿子有时也伏在上面写作业。又几年，另一家分了新房也搬走了，我便独有了这套房子。

　　领导考虑到我平时总是加班加点写材料，办公室来来去去的人多，必须有一个安静的空间，便都让我住了。我用其中一间，专门作了书房，开始有了那么点家的意思了。但不知为什么，房子虽然住大了，写作的效率却慢慢降低了。坐在书桌前，有些心神不定，有时想这想那，晃晃悠悠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懊悔的心情占了多半。再后来，又几次被总部机关借去帮助工作，还是多半写材料，显得更忙。经常加班到三更半夜回来，遇上一些约稿要写，精力也不够。而此时，办公室也可以写，家里也可以写，但往往就是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了也觉得没有原来写得好。原来是随便一写就能获奖和转载。我心里有些暗急，可急也没用。电脑不会自动跳出文字来，文字也不会自己跑到纸上。于是，自己压迫自己，一天必须至少写一千字。有一段时间，这个决心坚持得很好，又是工作之余见缝插针，作品如井喷般出来。但随着生活的际遇与人生的遭遇等等变故，这个好习惯最终还是没有保留下来。虽然总在写，但写作的态度与心情，真的发生了改变。

　　进入新时代，终于住上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适用房，装修时便打了个小算盘，决定把其中的一个小间改掉，一小半给了厨房，一多半给了另外一间卧室，来作为大书房。为此，我弟弟还专门请人打了一排书柜，摆在房子里，书籍层层叠叠，看上去像个小图书馆。我媳妇当时也真舍得，给我买了一张很贵的书桌放在书架前，让我心疼了半天。看上去，整个书房有些高大上了，但奇怪的是，一坐在空旷的书房里，我的脑子却常常走神，思维常常停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写出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质量也不是自己满意的。过去无论是在旅馆，还是在集体宿舍，随便一写就能获奖，可书房大了，写的东西似乎也掺水了。我就有些奇怪：怎么条件越来越好，写作的激情反而越来越小了呢？

　　我不懂，问了几个作家。他们也有同感，都觉得在狭小的空间里，文如泉涌，灵感阵阵袭来，可一旦搬到了大房间，经常才思枯竭，绞尽脑汁也无从下笔。记得搬新家时，一位始终待我如亲人的老领导，还专门赠给我一台特别大的台式苹果电脑，用起来特别方便。他希望我能在业余时间写出好作品，我也这样希望。本想从此有了用武之地，有枪有炮，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没想到，随着时日逝去，写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这其中，固然有工作的原因、身体的因素，但主观上的懒惰与思想上的贫乏是主要的。特别是儿子慢慢长大，一会儿面临中考，一会儿又面临高考，逐渐把书房占去了。原来书房中的两张桌子，一人一张，但他就说我敲电脑影响他的学习。没法，他的学业为大，我只好把偌大的江山拱手与人。即使有了感觉，自己便跑到餐桌上去写。但在吃饭的桌子上写东西，总是感觉状态不佳。这样过了好几年，虽然每年发表一定数量，但反响不大，进步不大。直到儿子上了大学，媳妇看到他原来学习与坐过的地方，不是地板磨白了，就是后座的墙壁坑坑洼洼的。她说要重新把房子整理一下，将木地板重铺，白墙换上墙布。我觉得浪费，一直没有同意。她说等儿子大一下学期回学校上课后就开始装修。可没想到，一场疫情持续三年，让孩子从高二到大一，几乎全是网课。我笑称，这几乎成了函授大学。此时，我的书房几乎天天被儿子占领，即使明知道他有时不是在学习而是在玩游戏，也没有好办法可以控制，只好一边生闷气，一边作罢。到了暑假，媳妇下决心要把部分空间重装一下，一定要让我把书房腾出来。我很生气，我说我这辈子就一点书还有价值，将来老了也就是看书、评书与写书，坚决不能搬。媳妇许诺说，把大书房腾出来，是给儿子当卧室兼书房，而把儿子原来睡觉的那间小屋子给我做书房，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提高空间的利用率。一想到自己会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便同意了。利用两个周末，费尽心力地把书柜与书全部搬到了地库，累得人都散架了。这样，地库倒成了书库。媳妇折腾了一个暑假，终于完成了局部改造，我说再打个书柜放在我的小屋子里，从地上到墙顶。

　　想来这些年利用业余时间，在省以上杂志报纸，发表了400多万字作品，加上今年要出版的书，刚好满20部。媳妇说，那么多书再搬上来也放不下。我说其他的书仍然放在地库，只把我发表的作品和出版的书搬上来。但最终，媳妇嫌书柜做工粗糙，没看上。于是，她又跑到市场，给我重新买了一个小书柜，摆在小书房里。我把自己写的书和多年来所能搜罗到的关于红安的书搁在上面，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而发表的作品样刊样报太多，小书房放不下，还是在地库里放着。此时，由于儿子还没有开学，白天上网课，晚上也说要学习，让我还是没有地方学习和写作，我只好像媳妇一样，不加班时一回到家要么看书、要么刷抖音混时光。直到今天，终于等到儿子大二开学，我非常高兴，一大早就把看着不顺眼的他送到学校。晚上下班回来，连忙把小书房重新进行收拾整理，看着干净整洁的书房和宽敞明亮的书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从军32年，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看书与写作之地，这能不高兴吗？这不，一高兴便在小书房里写下了今天的这篇文章。这是我在小书房里写的第一篇文章，它标志着我全新的读书与写作生活的梦想，开始在今夜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