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居住在新疆塔城的天津老人

　　伊犁安文忠创办的文丰泰总店院内

　　迪化（乌鲁木齐）老满城西门

　　迪化（乌鲁木齐）旧街景

　　“在近70年的时间长河里，从渤海之滨的天津伸向新疆西北边陲，甚至到了如今哈萨克斯坦北部城市，赶大营的天津人，用双脚沿着古丝绸之路，走出了一条中国商业史上国内最长的商路，成为中国最早的‘亚欧大陆桥’。”

　　天津人创造的赶大营的历史壮举，凸显津商精神与天津文化，仍具现实意义。

　　日前，天津人艺大型原创话剧《赶大营》在津建组，相关策划主创人员提出了“用赶大营精神讲好赶大营故事”。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赶大营”历史研究著名专家学者方兆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赶大营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历史上打击侵略势力破坏统一的爱国壮举。

　　抓住历史契机的杨柳青人

　　杨柳青船工安文忠抓住历史契机，和其他杨柳青人一起，创造了另一个壮举。

　　清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1875年5月3日），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日西征，消灭阿古柏分裂势力，收复新疆。左宗棠在大力筹措军粮军饷的同时，为解决西征将士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针头线脑、布袜、毛巾、药品以及蔬菜、副食、烟茶等，大力号召陕甘商人前往军营驻地，为西征将士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

　　“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是在陕西经商的杨柳青周、王、陈、李、韩五家合资成立‘五合公’为赶大营的起点，这是不准确的。”方兆麟表示，在某个偶然的契机中，首倡者振臂一呼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个偶然其实有着渊源。早在1867年，左宗棠刚移师陕西后，却又接到命令率军在清剿已经打到天津城南的捻军。半年后剿捻结束，大量物资需从直隶运到西安，于是招募大量民夫。而当时安文忠在白洋淀的白沟打短工拉纤，于是应征随军。

　　到了西安，安文忠趸了针头线脑、毛巾布袜以及药品等，挑着担子去做军营生意，三年间赚了数百两银子。这一次,他打定主意，再去大西北随军售货。带上七八位年轻同乡和自家兄弟，大家挑起小担踏上西行之路，紧随其后，又有杨柳青商贩陆续到肃州。有数据显示，在大军出发前，已有500多杨柳青人到达肃州，有商贩，也有木匠铁匠郎中农民等。

　　当年参加过赶大营的亲历者曾回忆，天津城西三十里的杨柳青镇，“地近通商大埠，做小买卖为生的人甚多，尤其多幻想去外地寻求生财之道。当年这里曾流传一句谚语：‘十事九不成，只有赶大营。’在家乡无以谋生的人，踏上赶大营的道路。”

　　安文忠要早于“五合公”进新疆，在赶大营的过程中，由船工、脚夫、挑担商贩成为富商，安丰泰安家成为伊犁地区最大的商号，分号遍布全新疆，在方兆麟看来，是“有胆识有魄力而且有天津人的古道热肠急公好义，把包括杨柳青的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甚至山东商人团结在一起”，直到其晚年，威望犹在，称之为赶大营首倡者、先驱者当之无愧。

　　曾有人对杨柳青人挑担进新疆存疑，这么点载量别说发家致富了，恐怕维持生计都很困难吧，方兆麟通过大量走访在新疆的赶大营后人终于揭开了谜底。

　　循“天山廊道路网”创造传奇

　　去新疆路途遥远，川资浩繁。方兆麟介绍说，最初赶大营的人，带着如针线、毛巾、鞋袜、小孩用品之类的小商品，担着两个小篓，徒步而行，所以当时又称这些人叫“担小篓”的。实际上，他们挑着担子进新疆是随走随卖、随卖随走，资本周转速度越快、次数越多，获利越丰，进新疆逐渐发家致富。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方兆麟曾见过1922年时一份杨柳青赶大营人写下的路单。当时，从天津杨柳青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共计153站的站名，要历经“横跨八省市自治区、行走8190华里的路程”……在研究多份路单的基础上，方兆麟查阅了林则徐前往伊犁以及左宗棠西征及民国时期去新疆考察等多条路线，确认自西安以后的路线与赶大营人进新疆的路线完全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官道”——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上的古丝绸之路。

　　方兆麟在研究中，确认了过去津商赶大营进新疆共三条路线，分别是：走河西走廊、星星峡进新疆的“大路”；以驼队运货为主，走大、小草地的驼道；少数富商乘西比利亚铁路火车往来天津与新疆，俗称“坐俄台”。津商进新疆后的路线，其实就是丝绸之路定义中的“天山廊道路网”。

　　正是循着路网前行，杨柳青商贩创造出了“三千货郎遍天山”的时代奇迹。

　　随军而来的天津商人，转战天山南北挑担做生意，而一些人在城镇中居住下来，从流动商贩变成坐商，给当地带了很多新鲜事物。

　　“巨商”带来了天津好物

　　抗战时期曾任新疆文化协会会长的茅盾所著《新疆见闻杂记》中，称“以天津帮为巨擘……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行商而变为坐商，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

　　日本人奥村荣、山本斌1936年所写《关于杨柳青商人在新疆的活动》调查报告中所述，到了1933年时，新疆的杨柳青人大约有5000人。方兆麟解释，这是直接经商者的数量，并不包括家属。随着新疆逐渐稳定，赶大营人在关内的亲朋好友大量移居新疆。

　　最初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先后不少会集在乌鲁木齐，创立了各种买卖字号，“大多经营京津杂货、绸缎布匹、茶叶中药材，也有副食、饭店等。”当地人称天津人“勒克”，即哥们儿的意思，卫嘴子津商将饭店开遍各城。

　　北疆有名的大厨于四爷，随军进疆前是石家大院的主厨兼后厨房总管；惠远城的会芳园就是杨柳青人宫德铭开的，以120道菜肴烧烤席扬名；甚至麻花、炸糕、各种点心，以及各种酱货等都是津商带来的手艺，在当地广受欢迎……还有一些天津文化、习俗也由此传入，那些婚俗、年俗展现出天津文化的独特魅力。散班梆子艺人们也逐渐形成新的戏班；京剧、时调也随入新疆；花轿缀上锦绣、流苏，配上全堂执事；张墨庄的张记扎彩铺里，风筝和纸人纸马都特别有名气；过去没有贴对联等风俗也满满盛行；杨柳青年画不画娃娃改风景，大受欢迎……

　　历史上，赶大营惠及民生。多次往来两地的方兆麟，更是亲眼目睹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发生的变化，方兆麟用所见所闻所感，深深体会到“天津援疆”从过去到现在，是有着一种历史的传承，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的最好诠释，“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开拓经验，都是赶大营研究的现实意义。”

　　新报记者 单炜炜

　　本版图片均由被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