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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2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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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中国人口 我们到底在焦虑什么(图)
撰文/张兆瑞

  根据专家此前预计,我国在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和2017年新增出生人口会大量增加,并在2017年形成峰值。但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在2016年出现0.88%。的增长后,于2017年再次出现下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引发了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各种反思我国人口政策的文章不断出现,但如果细读又会发现,其逻辑包含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推理,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再认识。

  ■ 谁在焦虑

  2017年,我国GDP增速达到6.9%,是自2011年经济增速下行以来的首次回升。但许多人的目光却被另一组数据吸引,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较2016年减少63万,而且二孩占比达到51.2%。许多人惊呼:“现在的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想生了。”

  人口学者梁建章曾预测,“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

  最先不淡定的是投资人士,如果梁建章的预测成立,随着新生儿的减少,三年之后,母婴用品和奶粉市场将走向衰退;五年之后,幼教产业将面临解体;十年后的好未来和十五年后的新东方将没有生源;三十年后将无人购房;六十年后,茅台就没人喝了;一百年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如果我们回顾近十年的国内新生儿数据,从绝对数量看,每年新生人口始终保持在1500万以上。即便未来十年,每年新生人口萎缩50万,我国每年新生儿数量也会维持在1000万以上的水平。“人口雪崩论”显然是耸人听闻了。

  现实的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确实在急速老龄化。由于我国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421的家庭结构导致我们从200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但不能因为需要解决老龄化,就不顾国内资源承载上限,无条件放开生育政策。

  决策层的焦虑恰恰在于,如何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

  所谓平衡,主要指避免人口大起大落,保持人口结构稳定和避免发生社会动荡。但棘手的是,为决策提供参考的数据很难让专家达成共识,这直接增加了决策的难度。

  比如,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而一般认为,2.1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才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但有学者对普查取样是否科学提出质疑,比如,40岁及以上育龄妇女生育的比例到底是多少?根据何种模型来确定人们的生育意愿是多少?如果贸然放开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人口数量失控。

  年轻人的焦虑则主要来自于生活本身。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城市聚集,但工作机会、晋升通道以及生活成本压力,使得很多年轻人直呼“养不起孩子”。有人曾估算,在一线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每年平均成本超过2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

  可见,面对中国人口问题,大家都有各自的焦虑。

  

  ■ 如何破局

  目前看来,在不大幅增加总人口数量

  的大前提下,缓解或减少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冲击,应是我国政策取向的考虑方向,而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针对人口结构中的两端:老年人和儿童。

  根据已披露的延迟退休计划,中国希望在改革过程中确保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人的收入得到保护,同时避免未来几代人的负担过重,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富有弹性的养老保障体系。

  针对儿童而言,因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人口结构也呈现出不同于别国的特点。

  2017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一篇题为《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的演讲红遍微信朋友圈。罗斯高的主要观点是:63%的中国贫困农村儿童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主要原因是在幼年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营养、教育),导致其认知水平无法适应学习要求,也就无法适应未来的工作,使得本应成为经济发展助力的人力资源,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虽然针对罗斯高的样本采集、研究成果,国内学者持有很多不同意见,但从2017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其主要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近年来社会针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与其说是对儿童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不如说是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担忧。

  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明天,家庭的希望。就现实情况而言,相比执着于增加新生人口数量、计划生育的历史评价,不如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现有贫困家庭儿童的营养补助、医疗补助和教育补助,提高现有人口质量。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

  撰文/张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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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法律事务部    20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