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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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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爱国为民 力行善政(图)
刘隆有

  在我国古代,自孔子之后,知识精英们,大都集官员、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而且把为政济世看得很高,把诗文看得较低,视为“余事”。面对百姓疾苦,苏轼就曾感叹:“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自少年时代起,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观其终生,苏轼首先是杰出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正是其政治上的杰出,成就了其诗文的高格。所以,苏轼首先是个好官员,其次才是好文人。本文要特别赞一赞:好官苏轼。

  经纬乍呈

  即被仁宗赞为相才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与弟弟苏辙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直言极谏科考试,试前,苏轼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应试当场,写了《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如同此前的嘉祐二年,欧阳修见到苏轼参加进士省试考卷后,“惊喜以为异人”一样,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俩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的答卷,回到皇宫,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给其试卷判了最高等,职位则由此前的福昌县主簿升任京官大理寺评事。王安石时任知制诰,奉命替皇帝起草苏轼升职文书,给苏轼以高度揄扬,称:“尔方尚少(苏轼此时虚岁不足26),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视尔从政之才。”

  宋仁宗没有看错,苏轼的答卷和献文,远非一般的应试之作,而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其除弊救时的变革设想,针对性很强,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苏轼的变革主张,内容上,有与王安石变法相同处,而不同处更多,实施方法上则基本相反。王安石急于求成,苏轼则主张稳妥渐变,反对骤变,要“安万民”。认为如同“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倘若突然之间即变寒暑昼夜,“则人之死久矣”。

  熙宁四年(1071)的一天,宋神宗特意召见苏轼,征求其对王安石主持下正大力推进的变法的意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当即答道:“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议“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先冷静下来,等条件成熟,再相机进行。苏轼的目光是犀利的,太急、太广、太锐,正是王安石变法在操作上从一开始就犯下的致命错误。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三“太”,给大批政治投机者制造了难得的机遇,得以近乎批量地涌进官吏队伍,从而直接导致了神宗一朝熙宁、元丰变法的失败,更导致了哲宗、徽宗两朝新法的变质,和无谓而残忍的党争、黑暗腐败的奸人政治,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这种与王安石政见的同与不同,决定了苏轼的一生,既因批评新法而遭新党痛恨,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旧党敌视,两方面都不待见他,都想置他于死地。若不是大宋祖训不杀士大夫,若不是可敬的曹太后、高太后的热诚呵护,我们的天才大诗人东坡,我们的正直官员苏轼,恐怕早就被新旧两党扼杀了。

  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曾是苏轼政敌的刘安世,晚年由衷盛赞苏轼的大节,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唯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里所说的“唯己之是信”,就是苏轼始终坚持的变革主张,合于此则支持,不合则反对,绝不与时俯仰。刘安世乃朔党领袖之一,元祐年间,朔党、洛党,共攻苏轼,刘安世能这样称颂苏轼,可见其内心深处,对苏轼的人格,敬佩何等之深。

  王国维说: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诚哉斯言!苏轼不仅以优美的诗词和文章,更以高尚伟大的人格映照千古。

  通判凤翔

  初政已得循吏之体

  嘉祐六年十一月,苏轼到冯翔府任通判,宋代的通判为府、州的二把手,权力仅次于知府、知州。苏轼平生第一次为官施政,即出手不凡。

  凤翔府地处秦岭山中,盛产竹木,每年都要砍伐大量竹木编成筏子,由渭河入黄河,运往京城开封,途中要经过三门峡黄河砥柱,本已够艰险了,官府又强行规定,必须在渭河黄河河水暴涨之时运送,极难操控,翻筏事故频发,弄得不少服役百姓倾家荡产。苏轼到任不久,就了解到这是当地百姓一大害,于是广泛征求建议,积极寻求除弊之法,很快找到问题的症结,全在官府不明实况的强行干预,遂改旧规,将竹木的运输事宜交给服役者选操筏人自行决定,由其避开河渭暴涨之期,“以时进止”。长期“破荡民业”之弊,遂“忽如春冰”而解。

  苏轼进而了解到,朝廷对百姓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官卖政策,造成“民日益困穷而无告”,主张废除这些官卖,尽以予民。本来已将具体情况以凤翔府的名义上报朝廷,但苏轼救民心急,既怕不一定被批准,又怕即使批准,也要经层层批复,待到落实,已是第二年了。遂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宰相韩琦,请求帮助。

  苏轼曾负责“理欠”,“理欠”即为追收百姓所欠官府债务,“鞭打捆绑,日与小民结为嫌恨”,但每天所得,不过千儿八百,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一些服役者的无辜遭遇,更令苏轼深感悲痛。譬如:负责押运的竹木,被风浪冲走,要赔;看管的粮食布匹,时间长了霉烂,要赔……朝廷和地方政府明知其冤,却迫于旧规,赔不起就将其长期关押。虽然每逢大赦,皇帝均下诏赦免,但贪官污吏却趁机勒索,有钱行贿则释放,没钱行贿则继续“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苏轼查出,凤翔府还关着这种无辜者225人,将详情报告府里,府里很快会上报朝廷。因担心朝廷不一定重视,遂又以个人名义,上书具体主管相关事宜的蔡襄,恳请蔡襄“独断而力行之”,以使这225人得以回家“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为了解救可怜的无辜百姓,苏轼简直是在哀求蔡襄了。

  我国古代称优秀的地方官为“循吏”。《侯鲭录》作者赵令畤赞扬苏轼施政,“真得循吏之体”。的确,苏轼在凤翔府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初次施政,就是一位循吏,就本能地践行着爱民为民的循吏之政。

  徐州抗洪

  勇毅为民

  宋神宗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赶赴知徐州任,七月即遇黄河决堤大水灾。苏轼积极领导抗洪救灾,表现出勇毅的担当精神、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尽职到底的政治品德。

  徐州城外的地势,洪水易积不易泄,抗洪任务分外艰巨。苏轼发动百姓,赶在洪水到徐州之前,修补好了堤坝,准备好了抗洪所需物资。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淹到徐州城下,水量逐日加大,到九月二十一日,水深已将近三丈,水面高于城内平地达丈余,外小城东南角快被淹没,形势十分危急,城中富人争相出城避水。苏轼知道,富人一逃,民心必被惊扰,还如何守城?何况城外正是一派汪洋,此时出城,无疑主动送死。遂一边挺身高呼:“吾在此,水决不能败城!”以鼓舞人心,一边下令将逃跑的富人拦回城中。

  苏轼从与城中父老的交谈中得到启示,决定在城东南修筑一条长堤,以预防洪水持续升高而入城。为与洪水抢时间,苏轼亲自到朝廷禁军驻徐州军营,对其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深受感动,应声答道:“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立即率领兵士短衣光脚,加入筑堤队伍。长堤刚筑好,洪水就到了堤下,正好被挡住,不得进城,民心遂安。

  苏轼却并未因此而稍有松懈,又于城内附城为长堤,并于城外将因为风浪不敢行驶的公私船只数百条,分散系于城下,以减轻洪水冲城的力度。接着又是风雨日夜不停,洪水暴涨,“城不没者三板”,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苏轼决心与城共存亡,白天黑夜都住在城上指挥抗洪,因事路过家门也不进屋,并命各级官吏分段把守。正如苏轼诗中记述,抗洪工作又惊险又艰辛,常是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弄得浑身泥水,“日暮归来洗靴袜”。到十月五日,洪水终于逐渐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

  苏轼也没忘记城外百姓。当时徐州城外洪水际天,房屋被冲走,老弱被席卷,强壮者拼命奔逃,惊恐和饥饿交加,山丘上,树梢上,到处都有尸体。苏轼组织一批水性好的人,驾船载着食物四处抢救,救活了不少人。

  洪水虽退,城外积水仍在,威胁仍在。有位和尚建议,凿通清冷口,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排出。苏轼立即采纳,这次洪水对徐州城内外的威胁,终于彻底解决。考虑到洪水以后还会发生,苏轼顾不得稍息,紧接着又上奏朝廷,请求动用来年服役力量,增筑新城,并修建一条木岸,得到朝廷批准后,苏轼立即组织施工,设想很快落实,徐州抗洪能力得以较大提升。虽然当时新党把持朝政,视苏轼为死敌,也不得不对苏轼表示褒奖,徐州百姓更是感念苏轼,“至今思焉”。

  定州治军

  帅才难得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九月,苏轼被任命为定州知州。定州与辽接界,是北宋王朝北方边防重镇,苏轼一到任,就着力抓边防。

  苏轼先派幕僚兼好友李之仪、孙敏行遍访驻军营地,仔细了解军队情况,得知自澶渊之盟以来,近百年间,因与辽国少有战事,北方延边诸郡军政渐驰,监管乏力,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竟成风气。士兵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搞得百姓不能安居。苏轼根据情况,“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风军纪,很快得以整饬。“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渐少,盗贼亦稀”。

  苏轼进而了解到,军营现状极差,营房大段毁损,不蔽风雨,且多是偷地修建,面积很小的两椽小屋,一床一灶之外,连打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因年久失修,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士卒妻儿子女挨饿受冻者,十有五六。苏轼感叹道:“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居?”即派三位将官带着工匠,“遍诣诸营,逐一检计合修去处”,预算所需建材和费用,情况既明,苏轼立即多方筹措资金,营房修建随之动工,快速进展。

  军中衣食稍足,苏轼就按照战法开展练兵,长期懒散混乱的军营,一下子变得风纪整肃,士气昂扬,像个军队的样子了,官兵对苏轼无不“畏服”。第二年春季阅兵,由于军礼久废,官兵已不知上下级之间的礼仪规矩,苏轼命一切遵行朝廷军礼旧典,知州以元帅的身份,身着文官的服装坐于军帐中,将吏则戎装奔走于前,听从元帅吩咐。副总管王光祖是员老将,傲然军营惯了,如今却要他在一个书生面前俯首听命,觉得是受了莫大耻辱,装病不来。苏轼稳坐军帐,命令书吏起草奏状,要将情况上奏朝廷。王光祖惊恐不已,急忙跑来参见苏轼。阅兵仪式按军礼规定进行,隆重肃穆,大振军威。定州军民对苏轼由衷敬佩,曰:“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赞美苏轼治军有方,和三十多年前名相韩琦知定州时一样。

  根据李之仪和孙敏行的调研,苏轼深知驻防定州以及沿边诸州郡的朝廷禁军,已是病入膏肓,单靠短时间的整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考虑到宋辽关系的大局,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整军,那样会引起辽人惊恐,恶化边防形势。所以朝廷驻军,“缓急终不可用”。而沿边一带百姓迫于自卫,“带弓而出,佩剑而樵”,射击和搏斗能力及生活习惯,与辽人一样。他们又自发成立弓箭社,组织有方,私立赏罚,严于官府。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备,随时可投入战斗。打起仗来,“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当年范仲淹在西北抗御西夏,就特别重视民间弓箭手,“封殖其家,砥砺其人”,有力地提升了边防力量,从而逼迫元昊臣服朝廷。过去担任过定州知州的名臣名帅,如韩琦、庞籍,也都如此。近年由于推行保甲法,削弱了弓箭社,自然也就削弱了边防力量。苏轼上奏朝廷,强调“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建议在边防地带废除保甲法和其他一些不利于弓箭社的措施,以大力推进弓箭社的发展。但朝廷不予理睬,苏轼也很快被贬官南方,他在定州的苦心经营,也随之终结。

  苏轼有诗赞其友人曰:“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本人尤其如此,但苏轼又不仅如此,他的腹中,不仅满贮诗书,同时也满贮兵书,他既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是腹有兵书气自雄。他以一身雄华之气,给国防孱弱的北宋王朝生色壮胆,令历史千秋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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