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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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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03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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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征文
生命中的红色血缘(图)
张芸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今年中秋节家庭聚会上,我们家十几位成员一起倾听《我和我的祖国》《党啊,亲爱的妈妈》等歌曲,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聊天,两位年迈的姑姑忆起她们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晴空皓月下,她们讲起一辈子铁汉柔情的曾祖父。老人们的讲述,感动了席间所有的人,那是我这一辈人闻所未闻的家族故事,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家在抗日战争年代的革命家史。那带着血与火的陈年往事,如鲜活生动的画面,一件件、一桩桩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家祖籍山东省宁津县,位置在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地。村头有一条宽宽的大河,大河对岸便是河北省境地。河道两岸种植着农作物,一年四季交替更换,挺拔的红高粱、绿油油的玉米秆、齐腰的棉花树,还有豆角、茄子、西红柿等蔬菜架子,地里可以刨出红薯、土豆和花生,也有男人们最喜爱种的烟草叶子。只要你能想到的,肥沃的土地上全部可以找到,不论男女老少,田里一定是所有人的最爱。尤其到了秋收季节,家家户户全体出动,即便是80岁裹着小脚的老太太,也会一步一尬悠地移步到自家麦田,美其名曰是帮忙干点啥,其实就是想看看收成,体会丰收的快乐。连刚生娃的女人,也会先藏在玉米秆之间奶饱孩子,然后把娃放在地边,当然是裹上包好了,再去干活儿。干啥活儿呢?要说庄稼活儿可多了去了,那时没有现代化大型机器,一切都是人工操作,割麦子、掰玉米、摘棉花、收烟草……就说玉米地吧,先把玉米一个一个从玉米秆上掰下来,堆成堆、装进麻袋,再打成包,用独轮小推车运回家,从地头到家的距离,最少也有两里地远,而且村路坑洼,村民不知道一天要往返多少趟、走多少路,庄稼人有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直接躺在大炕上熟睡过去,但小憩时,拿出自家旱烟袋吸上两口,远眺宽宽的大河,伴着孩子们在田间地头的嬉戏打闹,身旁还有女人的陪伴劳作,美景尽收眼底,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充满温馨。

  我对曾祖父的记忆,是因为父母都工作,我从小就跟着曾祖父识字读书。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留着白胡子,其貌不扬,但满肚子学问,九十多岁了还每天坚持看报纸《参考消息》、听国际频道广播。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总有客人来看望他,有山东老家的亲戚,也有上海的离休老干部,我从小就纳闷:曾祖父有文化,为何没有工作,而又有故人长途跋涉地来看望他?

  曾祖父名叫张元义,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从小体弱多病,好静,爱看书。据说二十几岁时,都结婚娶妻了,因曾祖母家是私塾世家,他还在岳父学堂里上学。当时,周边村子只要有学堂,他就去学一遍,有人说他是在逃避农活儿的苦与累。不过,自打他结婚分家后,虽然没有体力干农活儿,同龄人背一袋粮食,他只能背起半袋子,但家里的日子却过得红火,他的想法、做法总是与众不同。每年结余丰厚,他就盘算着再买些农田,所以他比两个哥哥家的日子过得要宽裕。等到他的儿子一降生,就有人上门来提娃娃亲了。他四十几岁时,已当上本村张大古村的村长。这个村有家谱,我见过,都姓张,是一个祖宗的后代。那时的曾祖父不仅在村里学识水平最高,家境比较富裕,而且能够帮衬贫困户,管吃管喝。姑姑说,村里总有人来家里借钱,却从未还过,但他还是坚持再借,家人很是不解,而他却总是有自己的一套说词儿,别人驳不倒他。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我们的村落,张大古村从此失去了往日宁静、安逸的生活。村头的大河看不到欢快的水鸟,良田中的笑声换成恐怖的枪声,不分白天与黑夜。为避免日本人的强暴,女孩子们在自己俊俏的脸上,抹上锅底灰,头发乱成烂鸡窝一般,老人孩子吓得不敢出门,仅有的口粮还经常被抢掠,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曾祖父作为村长,早跟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附近几个村中的老百姓,尤其是青壮年,组织起了一支抗日队伍,与日本鬼子打起游击战,家家户户挖地道,大灶台、火炕下、柴火房都有地道,户户相连、院院相通,最大限度地发挥游击战的优势。日本鬼子为了宣传大日本帝国精神,竟把学堂搬进了村庄,要求孩子们都得上他们办的学堂。为了防止百姓思想被洗涤,日本兵会端着刺刀不定期地进行搜查,看是否有地下党的学习材料或书目。

  曾祖父不惧危险,毅然决然地让孩子们跟着地下中共组织学习新思想。孩子们要往返于别的村子上学,回来后立即把书拿布包好,不固定地埋在地下或墙洞里。曾祖父很忙,村里人生老病死的事他都得管,他说那是他的族亲;他告诉百姓,大家要保护好地下党组织,让他们在村子里吃好喝好住好,他说那是我们百姓的亲人,能给穷人带来希望。除此之外,他还要随时应付日本人,忙得一天天的都不着家。

  我曾祖母张李氏,没有裹小脚,还有文化,端庄秀丽的小楷书,如她的模样一样出名,她高高的个子,是邻庄李家村出了名的才女。农村的冬天,夜本来就长,在那些心惊肉跳的日子里,黑夜更显漫长无边。原本通亮的院子一片漆黑,不再有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她也有许久不能在煤油灯下看进步书籍了。

  在那些寒冷而又慢慢的长夜,曾祖父不在家的日子,经常是这样的画面:曾祖母张李氏揽着怀中的小女儿,左右两边是儿子和大女儿,四口人围着一盏不太光亮的煤油灯,三个孩子聚精会神地听母亲讲故事,那些故事从神话到传说,从天上到地下,云里雾里应有尽有。孩子们每天都在听啊听啊,听着听着就长大成人了,他们不仅个子长高了,内心强大了,不再感觉冷寒了,便不再惧怕什么。这时的儿女们,很像《我的祖国》中的歌词,“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他们每天会高兴地去别的村子,到中共组织的学校里读书,因为他们心中有了信念:相信太阳一定会普照大地,未来是光明的。

  曾祖父身为村长,整日游走在日本人中间,虽然谨小慎微,努力护着村里百姓安危,按照自己的信仰做事,但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1940年夏天,日本人知道这个村子竟然藏有地下党,而且据可靠消息称,有几位地下党的重要人物,现在就藏身在张大古村子里。终于,日本人杀气腾腾地来到村里,要捉拿共产党,他们驱赶全村老小到村东头集合,因为那里是这个村的祖坟所在地,而且还有一棵全村最粗、树龄最长的老槐树。那时,留在村子里的都是些老幼妇孺,青壮年大部分跟着共产党去打鬼子了,根本不在村子里。

  日本兵可不管这一套,他们不分长幼、不分男女地将全村的村民,一个不落地圈赶到了一处。这一小队日本兵,大概有十个人左右,手握带有刺刀的长枪,他们背朝太阳,站在老槐树的阴凉处,而让村民们通通站在太阳的暴晒下,夏日刺眼的阳光让人根本睁不开眼。他们还要求老乡们站成几排,而且人与人之间必须有距离,不得紧紧地凑在一起。曾祖母张李氏抱着七八岁的小女儿,也被强行分开。日本兵用刺刀对着老弱病残的百姓,一个一个地审问地下党藏在哪里?吓得孩子们号啕大哭。

  炎炎夏日的中午,是树上蝉鸣最欢的时候,夹杂着孩子们的哭声、百姓的愤懑,经烈日阳光蒸发后,烦得日本兵们也哇哇乱叫,嘈杂之声始终没有停止。突然,一声枪响,一切声音随之戛然而止,连树上的蝉儿好像都被吓得哑然无声。原来这枪声是日本鬼子在吓唬百姓,朝天空放了一声空枪,紧接着,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放声大哭起来。近前的一个日本兵,拿着刺刀直朝那孩子走过去,孩子母亲紧紧地将大哭的娃搂在怀中,同时用手捂住了孩子的嘴。这时,就见曾祖父一个快步,赶到日本兵跟前说:“有什么事找我,别伤害孩子!”

  我的祖父,当时只有15岁,看到这一幕,他的两腿颤抖不停,因为他见到过日本鬼子杀人的场面。接着,曾祖父就被日本兵绑住双手,吊起在那棵老槐树下,他的双脚离开地面,两腿在空中晃荡,场面极为恐怖。曾祖父被高高地吊起后,正好能看到张家祖坟,他看着看着,自己便慢慢地闭上了双眼,他知道那里马上就会是他的归宿。日本鬼子逐一地审问每一个人:“地下党员到底藏在哪里?”问一个人,摇一下头,曾祖父就会被鬼子拿着的枪托砸一下子。没过多久,他的双腿已经血肉模糊,但曾祖父始终没有哼一声,更没有一声哀求。他要让祖宗知道,他张元义是个有血性的男儿;他也要让儿子明白,人应该怎样活着。

  祖父说他不敢看父亲的脸,只知道他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张李氏已经哭昏过去,全村乡亲自动跪地哭求:“放了村长吧!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这哭声中,不仅有孩童的惊恐,更多的则是气愤、哀怨和仇恨。我祖父后来每次讲到这些,都是眼含热泪,因为那个惨烈场面,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年少的心里。

  曾祖父没有被打死。鬼子打人打累了,在太阳下热得不行了,也没有问出地下党的下落。可能考虑曾祖父还是个村长,以后或许还会有点用处,便把他从树上解下来,连拉带拽地带走了。当时曾祖母已经哭昏过去,祖父也被吓坏了,恰巧有我的祖母在场。祖母与祖父定的是娃娃亲,那时农村人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所以祖母比祖父大三岁。因从小定的娃娃亲,尽管还未成亲,两家关系却始终亲密,祖母平日也会总来家里帮忙干活儿。正好那日祖母也在,胆大心细的祖母本来就性情豪爽,敢说敢干,眼看着曾祖父被日本兵带走,她一路远远地跟着,既怕跟丢了,又怕被发现。日本鬼子牵着绑着曾祖父双手的绳子,连拉带拽,最后将曾祖父拉到邻村关了起来。

  祖母一直跟到关押地点,知道具体地点后,回家找他的父亲商量对策。几天后,曾祖父被放了回来。人虽然是回来了,却已是奄奄一息,双腿被打残了,当时是用担架把人抬回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曾祖父确实把那几位中共地下党员藏在村里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除了他本人,谁也没有告诉,就是曾祖母张李氏也不知情。曾祖父用生命保护下的那几名地下党员,在顺利脱险之后,他们成了生死之交。

  自那以后,曾祖母就带着曾祖父,一家老小回娘家李家村了。曾祖父一直住在李家学堂养伤,从双腿溃烂,到蹒跚学步,再到能正常行走,前后有好几年时间。曾祖父晚年时,他对双腿的爱护也是极为重视的,双腿上一直绑着裹腿。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与祖母结婚,这一大家子人,才重新回到张大古村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曾祖父救下的那几名地下党员,分别被派往上海等地工作,但这份恩情他们永生难忘,希望将这份情谊代代相传。或许是因为这段情谊,也因为工作上的往来,我祖父的姐姐,即我的姑奶奶,真的嫁给了其中一位地下党员的儿子,他们后来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幸福美满。

  曾祖父一直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曾对我们说过:一定要好好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在我家的老屋,房厅墙壁的中央,始终挂着曾祖父的楷书横幅“天道酬勤”。这是家规,更是祖训。祖父也是我们儿孙的榜样,他谨遵祖训,从未丢弃过学习,即使在战争年代,祖父也一直坚持学习,后来因为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我的祖辈才举家从山东来到了天津。

  曾祖父在户口簿上的就业状况一项,填的是“无”,晚年更没享有一分钱的退休金,但他的一生是精彩而不凡的,并以百岁高龄辞世。他虽然不是党的一分子,但在他的引领下,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女,大都加入了共产党。祖父生前最爱听《我的祖国》这首歌,因为它诠释了我们家的前世今生。我称它为红色音符。小时候,我家刚买了录音机,每到星期六休息的日子,我还没有起床,录音机就已经在循环播放这首歌曲了。所以,从小我就会唱这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曾祖父说过,有些东西不需要教,它早已镌刻在你的骨髓里、流淌在你的血液中。

  作者简介:张芸,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多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等作品。从事医疗行政管理工作,高级政工师。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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