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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征文~~~
~~~——写给红安县黄麻起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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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3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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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征文
最腼腆的孩子
当了“首席”宣传员(图)
石 英 题图 张宇尘

  1945年春节前后,我去离本村一公里的九里镇完小上了五年级(当时五六年级习惯地称为“高小”)。尽管县城尚未解放,但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已完全掌握了村镇政权,包括学校中的学生会。我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学习委员。主席由六年级的一位王姓同学担任,他比我大两岁,口才比我好,而且家庭成分是下中农,而我家为中农。但不知为什么,当学校成立集市宣传组时,女教师李老师(后来才知道她是处于秘密状态的校党支部书记)不容推脱地指定我为“首席”宣传讲演员。当时我很清楚推辞也没用,只有应允。但心里却不明白:我的口才远不如王同学,不仅见了生人脸红,与熟人说话嘴也不听使唤,两只手都不知往哪搁了。这样的性格和表现,当个学习委员还可以,但讲演队长可太不适合了。有时我想向李老师表白,但一看她那副严肃的表情,我到口的话便吞了回去。

  九里镇是逢三逢七赶集,东西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街道两侧高台阶上店铺林立,煞是热闹。上午九十点钟,由李老师亲自带领我和一位张姓女同学(她也比我大两岁,行动干练,口才也好,后来才知道她是全校第一位学生党员,15岁加入党组织)。固定的“讲台”选定在东西大街路北十字路口关帝庙高台阶门前,这里是全镇的制高点,视野开阔。每次向赶集的人们讲演,李老师都推我第一个“出马”。

  容不得我有半点犹豫,她那威严的目光太厉害了,当我心中还在忐忑不安时,她在我耳边小声鼓励:“定下心,大胆地讲。”我面对的是四乡赶集的人们,他们都紧盯着我这个陌生的小孩。我心里一面是尴尬,一面是责任;一面是乡亲略带好奇的期待,一面是老师的信任与敦促。打鸭子上架也好,胸中冲激的力量也好,我终于开口了: “父老乡亲们,叔叔大伯们,大娘姐妹们,你们好……”

  开头时肯定是满面通红,话语还有点磕磕绊绊,但一旦讲了下去,也就把自己的一切放在人海之中、人心之中,而渐渐地“忘我”了。没有现成的讲稿,只有对日伪的激愤与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恩与热爱;加之平时读报的爱好和较好的记忆力,边讲边形成为一种逻辑力量:“乡亲们,别看鬼子和二鬼子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离最后的完全失败已经不远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已展开局部反攻。乡亲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接全民抗战全胜的曙光!”

  平时在学校里读延安《解放日报》和胶东区党委的《大众报》,对党报的社论和新闻几乎都装在脑子里,关键时刻,边涌现边组合,并不觉得有多么费劲。一轮讲演下来,我见身边不远处的李老师对我微笑点头,更印证了我今天这开头的一炮还算可以,没有使老师和乡亲们失望与扫兴。在后来的集市宣传中,我的讲演一次比一次熟练,一次比一次更投入,即使没有李老师在场,也能和宣传组的其他同学一起胜任地完成任务。这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从性格上说,最无优势的我竟能被老师选中?而最后又确能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真的,只要我一上场,一面对群众,就像变了一个人,但一回到平常的环境中,我还是那么脸皮薄,与人打交道还是往往不好意思,这又是为什么?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也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业,期考的成绩总还是名列前茅。哦,对啦,在鬼子投降、县城解放前的半年中,我们在集日宣传中也碰上县城的日伪军突袭,但因有“两河水”的伪镇长(即与日伪和抗日政权都有联系)事前向我们校长报信,我们宣传组早有准备而未遭受损失。

  本年秋天,县城解放,学校秋假过后,女李老师和另一位男战老师,有一天很郑重地把我叫到教导室,分派了一项新的任务,即夜晚在九里镇最高的屋顶上开展广播宣传时事,以使解放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形势发展,提高觉悟。成员有我,还有我村的张洪琛、我姐姐和另一位男同学田守仁(后来才知道,张洪琛和我姐姐都是秘密的学生党员)。这桩任务,我又被老师指定为“首席”播音员,我知道推脱也没用,只有服从,理由嘛,根本没有问的余地。

  秋收秋种期间,乡亲们喜欢在自家院里吃晚饭,我们的“土广播”在这个时段播音,自然是一种最佳选择──“收听率”是最高的,每句话大都能送进乡亲的耳朵里。具体负责“土广播”的是体育课教师战老师,他选定的“广播台”是本镇的一家孙姓富户,但他们在日本投降前全家移居天津,此时的高房子没有人住,因此也不致受到干扰。我虽然自小生长于农村,但登高并非我的强项,好在身手还算灵活,又有战老师悉心照护,因此踏上大长梯子上得还算利落,稳坐瓦垄,手持纸壳卷成的大号筒子,有满天的星月笼照,高树枝叶抚摩头顶,我从容不迫地按照《解放日报》文章准备的腹稿,大声开讲: “乡亲们,我们的广播站今晚播讲的题目是:《反对内战,全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第二年(1946),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播音是:“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内中的一些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们正在屠刀霍霍,在美国主子的大力支持下,以四百三十万的大军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妄图变解放区为人间地狱,毁掉解放区人民和平安定的幸福生活……蒋介石作为反共反人民的罪魁祸首,与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张邦昌、吴三桂、洪承畴、袁世凯、汪精卫之类一丘之貉,坏事做绝,罄竹难书……”

  偶尔有从海上美蒋军舰上起飞的敌夜航飞机,从头顶上掠过,但这些都没有阻断我们“土广播”发出的声音。在“土广播”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插曲。譬如说:在从我村去九里镇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处乱葬岗。这中间有不少散乱的人的遗骨:有的是无家可归的穷人,死后被人以草席卷尸浅埋此地,后来遗骨被雨水冲刷出来;有的是孩童早夭,按当地陈规不葬,只用草席一卷扔在这乱葬岗……人骨夜间发出闪闪磷光,俗称“鬼火”,还有什么看见了“不吉利”之类的妄说。张洪琛和我姐姐虽比我大,对这“鬼火”却有点害怕,主张多绕几里地躲着走。我挺着胆子说:“我给你们保驾,啥事也没有。”田守仁也帮着我说,他俩才放弃了绕道的提议。为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不安,我参照我叔伯二舅的指点,自告奋勇走在前面,脱下一只鞋子把磷光都拍在松土里,使他们更放心大胆地走了过去。

  在夏秋季节,晚上赶上大雨是常事,1946年,入伏后的一场大雨好险,急风暴雨几乎将我们的梯子掀倒,幸而战老师练过武术,独自扛梯力扶险局,助我从三米处的梯级处跳了下来。田守仁不顾身小力弱,又助我立稳,没有滑向不远处的沟渠。人生,相互扶助的战争岁月的人生。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没有任何稍可遮挡的雨具,四个小伙伴两男两女,凭着一股子少年的热情与无私的坚毅,冒着斜劈鞭抽的暴雨,蹚着水花迸溅的积水,没有手电,只靠闪电偶或照明,往一公里外的本村奋力跑去。所幸,路太熟悉,纵是摸黑也能扑回家去!

  临近村头,已经看见母亲手撑一方雨布,在村头焦急地等待,一双小脚不住地踱着,迎接一双儿女的到来。及至接到,她又将雨布递给我和姐姐撑着,口里不住地念叨:“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

  这就是母亲,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不阻挠儿女投身革命就是好母亲。距此整整10年以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了一篇散文,题名就叫《回忆我们的“土广播”》,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中间有这样几句:“雨下着下着,年复一年地下着,但已不是1946年的雨,而是1956年的雨了。”也许是其中寓有一种时代沧桑感,一直为本班爱好文学的同学所记诵。

  我们的“土广播”,始于日寇投降、县城解放之后,结束于我高小毕业。1947年春末,我参加由王县长带队的全县支前大军中的“少年儿童宣传队”,远赴沂蒙占地──那是我生命中的另一篇章。我们当时的宣传方式,当然不只是集市宣传和“土广播”,还有通常的黑板报等等。在九里镇,大块的黑板报主要有两处:一在大街东头北侧关帝庙旁,主要由学生会长王姓同学负责;另一处在大街西头邮政代办所旁的石灰墙上。这是日寇投降后,由战老师和我以及田守仁同学制作的,平时更换板报内容由我相机处理。我永远忘不了的是1946年深秋,当我与女李老师等去掖县前线慰问劳军回来后的一则战况捷报──

  掖南我军粉子山阻击战胜利结束

  敌第八军103师遭重创

  166师丧失战斗力

  我军于完成预定战略目标后转至新阵地

  我参军4年后,第一次回家探望父母乡亲,还专门来到富有纪念意义的九里镇大街上看了一下。这处黑板报竟然还在,但已十分陈旧。看来它已搁置不用,我仔细一想,我写上述战报已过去6年之久,岁月何其匆匆!

  作者简介:石英,少年时在胶东故乡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内从事机要密码电报工作,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曾担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散文》月刊主编、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等。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集等七十余部,达一千五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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