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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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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 以毕生精力防治麻风病(图)
文 王建柱
李桓英 1921年8月生于北京,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她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救治了无数麻风病患者。
李桓英冒险前往麻风村

  印 象

  百岁老人

  时代楷模

  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李桓英是与麻风病患者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位中国医学专家,几十年来足迹遍及云贵川麻风病高发区,她的理想是“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

  麻风病是一个古老的病种,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说起麻风病,人们往往谈之色变。过去世界上很多麻风病患者甚至面临被活埋、被烧死,沦落到无家可归,因病致残的麻风病患者也一直饱受歧视。

  1979年,李桓英到云南麻风村做实地考察。那时麻风病防治工作只注重研究,不太结合实际,而李桓英根据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深知只有深入到患者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患者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她长期在麻风村工作,对待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手拉手跳傣族舞,她用自己无私的爱,唤起更多的人去关心和帮助麻风病患者。

  2001年,李桓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她却谦虚地说:“我的工作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也没什么特别的,最多不过是‘上蹿下跳’,蹿到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资金,跳到麻风村为人民服务。”2016年,李桓英荣获“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也是在这一年,她以95岁高龄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身份,为防治麻风病事业继续奋斗。”

  她再次去云南,想看看那些被治愈的麻风病患者,看看他们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的感染。当地的麻风病康复者见到她就像见到亲人,眼含激动的泪水,拉着她的手大声喊:“李妈妈,您回来了!”李桓英为这些康复者感到高兴,也为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同行们感到自豪,正是大家的不懈坚持与努力,才给麻风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李桓英说:“在多年的医疗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治好了很多患麻风病的老百姓,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我们的治疗方案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爱国有道,行为有范,艳阳与阴雨,平坦与坎坷,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赏。”

  1983年走进麻风村

  零距离接触麻风病患者

  李桓英第一次接触麻风病患者是在1970年。她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和一些医学专家一起下放到苏北麻风村。那时医生们参与治疗麻风病时,总把自己像防化兵一样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给患者发药时,要拿木棍托着传递过去。

  麻风病患者受疾病折磨和社会歧视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了李桓英。随着工作一步步深入,她渐渐了解到,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并不很强的疾病,95%的普通人对这种病有免疫力,之所以会引起恐惧,主要是因为它致残。麻风病的潜伏期,短的几个月,长的甚至会有二三十年。最初患者身上会出现一些色斑和皮损,由于大都长在不易察觉的部位,若不能及时发现,就会造成残疾。因此李桓英认为,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治麻风病的关键。

  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有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当年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是一个由麻风病患者及家属过河开荒,在原始森林边上自我隔离成的一个村寨,村民都是因为得了麻风病而被迫迁来的,外界称其为“麻风村”。1983年春天,李桓英走上了通往麻风村的唯一一条小路。

  麻风村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故事。1950年的一天,勐腊县原县委副书记刀建新神秘消失,没过多久谜底揭开──刀副书记罹患麻风病,他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与妻子离婚,住进偏僻荒凉的麻风村,成为这个小村的村长。

  刀建新在麻风村一住三十多年,他的故事让李桓英深受触动。但是,村民们似乎并不欢迎李桓英,“我想去和他们握手,但他们都把手缩了回去,因为这些年从来没有人主动跟他们握手。”这些患者不信任她,不相信麻风病可以治愈,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恰恰就是村长刀建新──他自己曾试过用蒸煮、内服、外贴等各种药物医治麻风病,一次也没能成功,在他看来,麻风病如果能治愈,水牛角也能扳直。

  在新中国防治麻风病历史上,作为医学专家,李桓英可谓是敢与麻风病患者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她走进刀建新的家,和他一起吃饭、喝酒。“苞谷饭很好吃,在北京吃不到,我要多吃点儿,明天早上就不饿了。”李桓英的举动让刀建新无比惊讶,因为在麻风病患者家里吃饭,这在当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为消除患者的顾虑,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李桓英走村串户,为患者做检查。她看到很多患者手足畸形、眼鼻歪斜,便二话不说走上前去,握住患者的手,甚至与他们拥抱。接着又俯下身来为他们检查伤口。她还把手伸进患者刚脱下的鞋子里,摸摸有没有沙子、钉子,告诉他们要注意清理鞋中异物。

  走村串寨为患者做检查

  总结治疗经验,缩短治疗周期

  李桓英握完一位患者的手,很自然地把这双手引向一位官员:“你看,县长,你摸一摸这手的神经有多粗,你也握一下吧。”对方担心,却不好拒绝,与患者的手拉在一起。“如果医生怕,那干部们肯定怕;如果干部心里都怕麻风,怎么叫老百姓不歧视麻风病患者呢?”就这样,李桓英微笑着给大家上了第一课──麻风病并不可怕。

  “以前人们对麻风病怕得要命,我不信邪,就是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李桓英说。患者试探着同她握手,她拉住就不松手;遇见患者,她总是拍拍对方的肩膀问声好。她经常不戴口罩,患者家里的水她拿起来就喝,患者家里的饭她端起碗就吃。她还和刀建新成了好朋友。李桓英的勇敢令同行敬佩,更令患者惊讶,多少年来人们对麻风病患者避之唯恐不及,而北京来的这位女大夫,在用行动告诉大家,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没过多久,整个麻风村沸腾了,“天啊,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不怕麻风病!”

  当李桓英再次跋山涉水来到麻风村时,村民们热情地向她打招呼:“我们一直都盼着你,怕你不来了。”在刀建新的支持下,李桓英在麻风村的防治工作正式展开了。在检查中,她发现刀建新8岁的儿子岩糯臀部有一块未定类麻风,有指甲盖那么大,用针扎没感觉,这正是早期麻风病的特征。岩糯成了李桓英所提倡的早发现、早治疗的最大受益者,由于发现及时,治疗及时,他体内的麻风杆菌被彻底杀死。

  对岩糯的成功治疗,让村民们完全接受了李桓英带来的药物。但是,正当她为短程联合化疗方法得以顺利实施而感到高兴时,一些村民开始拒绝服药,还有的村民把免费送去的药扔到水里。原来,有些患者服药后脸色开始发紫、发红,从而引起村民们的恐慌。李桓英并不着急,她知道这是一种色素沉淀现象,是多种药物混合服用后的正常反应,这种反应因个体差异只在少数患者身上出现。

  李桓英挨家挨户做患者的思想工作,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开导、鼓励他们继续服药。为了随时检查每个患者的情况,她在麻风村住了下来。她的真诚和耐心又一次打动了村民,他们开始按要求服药,三个月后,患者的色素沉淀明显好转,症状逐渐消失。

  两年后,李桓英再次来到麻风村,为村民进行复查,所有服药的患者全部治愈,且无一人复发。结论出来后,整个山村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跑到李桓英面前,用鲜花串成花环,将亲手缝制的傣家服装献给心目中的大摩雅。刀建新老泪纵横:“我二十多年埋在土里,现在终于重新做人了!”

  在走村串寨的过程中,李桓英总结出一个早发现麻风病的小窍门──让小学生们每天回家检查父母的双手、双脚,看身上有没有不痛不痒的浅色斑块或凸起的肿块,若有异常马上报告老师,由老师通知村里的麻风病防治人员,进行确诊、病情记录、追踪、诊治。点子虽小,却实用有效。李桓英首次提出并在当地推行“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三级防治网相结合”模式,对遏制麻风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她还采纳了新的治疗方案,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治愈万余例麻风病患者

  把一切献给麻风病防治事业

  1985年,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扩大到云贵川麻风病发病较高的七个地州,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疗效,有万余例麻风病患者被治愈。十年监测显示,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标准。这一巨大成功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经考察论证后,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

  李桓英的联合化疗经验使全世界数万名麻风病患者受益。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被推选担任轮值执行主席,她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们是做得最好的。”

  “麻风病肆虐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完结了!”多年来,李桓英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麻风病防治事业。她把实验室设备放在基层,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上百万美元药品器材、15辆越野车,还有她得来的各种奖金,也都留给了基层,以此鼓励让更多人参与和麻风病的“对阵”。

  在李桓英自己制作的地图上有三面小旗子,标出的地方就是她防治研究麻风病的三个试验点,都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是三个疫情最严重的麻风寨。从北京到那里要走几天的路程,年近花甲的李桓英从未叫过苦,到麻风村要乘独木舟渡过一条河,这种船行驶时左右摇动,随时可能倾覆,李桓英遭遇过翻船,她笑言:“我这么胖,沉不了底儿。”她先后几次经历车祸,有一次在雪地里翻了车,汽车翻滚到十多米深的沟里,她被甩出去很远,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三根肋骨骨折,双侧锁骨断裂,头部负伤,身上伤痕累累。

  李桓英与勐腊县麻风村全村百姓有一个共同的纪念日──1990年的泼水节。她带去“吉祥之水”,彻底洗去了这个山寨的愁云和阴霾。当地政府在村里举行麻风村摘帽大会,李桓英为这个村取名叫“曼喃醒村”,意为“新生的村寨”。

  青年李桓英

  放弃国外的工作和家人

  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李桓英1921年生于北京,父亲毕业于德国柏林科技大学。18岁时,她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后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选择了细菌与公共卫生专业。“我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中国度过的,这决定了我的一生要为祖国服务,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贡献微薄的力量。”李桓英的话语中充满对青年时代的留恋,更充满了对祖国母亲的深情。

  1950年,品学兼优的李桓英被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来到瑞士日内瓦,加入刚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首批官员(技术专家)。她用七年时间踏遍亚洲、非洲、美洲的山山水水,做防治性病和雅司病等疾病的工作。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深切感受到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造成疾病蔓延的痛苦。“新中国百废待兴,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当想到这些,她就恨不能马上飞回祖国去。

  最终促使李桓英下决心回国,是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的一次遭遇。过境签证时,其他成员都顺利通过,机场管理员唯独要求她必须按手印才肯放行。“我知道,这是针对中国人的,我心里就像被刀扎了一下。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激发点,谁想来你们这个歧视中国人的国家!就在那一刻,我铁了心要回国。”

  那时国内医疗条件差,急需发展,李桓英认为,既然自己是个中国人,就有责任为中国人民服务。1958年,她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续聘,放弃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孤身一人经伦敦绕道莫斯科回到祖国怀抱。

  李桓英的父母定居美国,他们放心不下独自一人在国内生活的女儿,专程飞到中国香港,李桓英也赶过去。见面后,父母动员她去美国与家人团聚,但也被女儿的报国情怀深深感染,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带着眷恋走了。在北京的同事认为李桓英不会再回来,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她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她说:“我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为祖国服务吗?国家这么困难,如果弃之而去,还不如不回来。”

  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与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80年,她被派到世界卫生组织做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她与在美国的亲人团聚,此时父母已经过世,弟弟妹妹劝她:“您年纪也大了,在国内又是孤身一人,干脆留下来吧。”这时她得知,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已经完成,但缺乏临床实践,她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了治疗100人份的麻风新药,如约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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