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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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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8月1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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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征文
地 道(图)
水 荻 题图 张宇尘

  题外: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安幸生等18位烈士忠骨安葬仪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到安幸生烈士的遗孀面前,握着她的手说:“你不要哭,我们两人好好抬着我们的战友、同志、亲人吧。”再看总理,早已泪湿面颊。安幸生,1922年入党,早年与于方舟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执委、天津总工会委员长、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多次组织声势浩大的天津工人运动,联络天津26个团体,成立了“天津反对帝国主义联盟”。至1927年9月牺牲前,他先后9次回到家乡天津北部农村三河头一带,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农民联合起来斗争……这里,并不是要写安幸生,而是写和安幸生一样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那些同样拥有丰功伟绩的无名英雄们。

  时间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星夜。一位瘦削的青年男子,趁着夜色急匆匆赶路,他叫韩柏,奉中共冀中地委的指派,到天津北部郊县农村开展地下斗争,他的公开身份是当地公立第六小学教员。走到村口,一个青年农民从墙角处闪出,他把手里的白布条晃了晃,韩柏干咳了三声,青年农民便一声不吭地转身朝前走去,韩柏紧随其后。穿过两条胡同,韩柏来到一座宅院,与青年农民径直进了西面一间土屋。院子很大,房子有十几间,大多是土坯房,只有最老的南屋是用青砖砌成。

  这个青年农民叫安春发,是附近砖窑的窑工。这里是安春发的家。韩柏把手里提着的东西交给安春发,嘱咐他一定要藏好,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此时,韩柏并不知道,和他一样带着相同任务,来到天津北部郊县农村开展地下工作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被派到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群众,打击日伪,扩大我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掩护上级同志,发展武装力量,领导群众与地主恶霸斗争。

  清晨去学校的路上,韩柏发现,被日本侵略军烧过的村庄,到处断垣残壁。很多房屋黑黢黢的,没有门窗。姑娘不敢梳辫子,小媳妇不敢缠发髻,脸上涂着锅灰,戴着男人的帽子,低头弯腰双手抱胸一路小跑。韩柏咬咬牙,握紧拳头,心中暗想:要把群众团结起来,要尽快建立民兵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韩柏白天在小学里教书,晚上住在学校里。落稳脚跟,韩柏便借去安春发家取棉被的机会,把东西藏在棉被里,带回学校他住的地方,藏在床铺下面挖好的地洞里。那是一台老式油印机,看上去是一个小手提箱一般的长方形扁木箱。

  一个夜晚,韩柏把他的房间窗户用棉被封上,拨亮油灯。同时到来的除了安春发,还有同校青年教师马玉树。马玉树和安春发同村,年长安春发两岁,都是二十出头年纪。两人在这里见到,都感到意外和惊喜。韩柏到学校后便开始物色思想进步的合适人选,发现马玉树后,便经常和他聊天谈心,向他宣传党的新思想,最后确定马玉树为重点培养对象。马玉树的父亲马臣是远近闻名的乡医。一提起马臣膏药,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的,膏药专治骨折和跌打肿痛,用上马臣的膏药,疼痛马上减轻,伤处很快愈合。马臣早年在外奔波,曾参加黄兴的同盟会,后来回到家乡,一心做起了乡医。

  韩柏取出油印机,他们开始忙碌起来。马玉树负责刻写,安春发负责推印,韩柏负责整理装订。这是一份油印小报《晨钟月刊》,样刊是安春发从村东头一棵老槐树洞里取来的。

  校园里,有一位老校工为他们放哨。老校工的家在邻村,原来在村里开一间杂货铺,日本鬼子放火烧村的时候,他的杂货铺被毁了。老校工成了他们的哨兵。平时,老校工也在暗地里保护韩柏。

  在韩柏的影响和培养下,安春发和马玉树意志愈加坚定。让安春发和马玉树终生难忘的是他们的入党宣誓。那是在安春发家的地窖里。地窖是冬天用来贮存大白菜的。大白菜可以帮助人们度过一个冬天,不至于被饿死。地窖选在墙边背阴处,大概一人深,梯形,上窄下宽,有半间屋子那么大,顶上搭木棍、树枝,再苫上厚厚的稻草帘,留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够一个人踩着木梯下去。在天津北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在自家院子挖菜窖的习惯。冬天过去,菜窖就成了农具杂物间。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在安静而黑暗的菜窖里,油灯、誓词,年轻的脸庞,起伏的胸膛。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庄严、神圣。此时此刻的安春发和马玉树,都是深深地吸一口气,眼睛放光,满脸幸福。面对一张印制的入党誓词,上方是马恩列斯毛像,左右各一面党旗,中间是入党誓词。韩柏带着安春发、马玉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三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个农村党支部,就这样在北运河畔秘密诞生了。这是天津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支部之一。之后几年,安春发又发展了附近村的党员,建立了联村党支部。富有斗争经验的韩柏,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转移隐藏油印机的地方,他和安春发、马玉树商量。马玉树说,只能藏在我家或他家,他指指安春发。安春发说,就放在我家菜窖里。马玉树说我家也有菜窖。韩柏说,放油印机的地方要特别隐蔽、特别安全才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决定在马玉树和安春发家的菜窖里,各挖一个洞,还可以挖大一点,够他们三个人干活儿最好。对,挖长一点,能够救助伤员,把他们藏在更安全的地方。这两个地方要是通着就更方便了……说着说着,他们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闪亮:地道!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三个人决定在安春发家的菜窖里,向马玉树家的方向挖一条地道。安春发拍着手,兴奋极了,他说我组织几个民兵,明晚就开挖,再找几个窑工兄弟,烧一窑砖……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 就这样,一条从安春发家到马玉树家的地道,在黑夜里悄悄地打通了。后来,他们又在途经的地方,凿了几个隐蔽的出入口和通风口。一些党的文件、传单和《晨钟月刊》等,就是从这里刻印出来,送往各个地下工作站的。

  从地道里掏出来的土,大部分被运到村外大洼。那片大洼有十几个烧砖的土窑,安春发和村里的几个民兵都是这里的窑工,他们每天取土烧砖。日本鬼子为了控制水陆交通,选择北运河东面一个古驿铺驻扎下来。窑主拒绝给小日本烧砖建房修工事,被日本兵杀害,抛尸荒野,不许家人收尸。安春发趁机鼓动窑工们四散逃回家,砖窑因此废弃了。

  地道越修越长,通往废弃的砖窑,通往北运河堤岸。堤岸上的两个出入口,一个在河水转弯处,一个在大石头后面的树洞里。地道大约修了三年。转眼到了麦子即将成熟的季节,韩柏召集联村党支部会议,决定抢收离砖窑不远处的一块大洼麦地,分给贫苦百姓。他们做了详细分工:各村民兵的具体抢割位置,麦子割好后谁负责打捆、码放在哪里,谁负责运向砖窑,地道里谁负责堆放,等等。韩柏就是这样,任何行动他都会做得详细周到,他说出了差错就是掉脑袋的问题了。那片麦地很大,是河西面一个姜姓地主的,平时有家丁看守。

  夜,星空,水沟,土坡,大槐树,民兵们埋伏在四周,做好准备,口哨声一响,民兵们手持镰刀,奔向麦地。家丁一看人多势众,不用谁制服,抱着脑袋撒腿跑了。麦地里,只有镰刀的“刷刷”声和粗壮的喘息声,多么诱人的麦香啊。这回有了白面,能吃上成形的尜尜汤了。有人干脆搓一把麦粒扔进嘴里,大嚼着,黏黏的,香香的。成捆的麦子被几辆人力双轮轱辘车运往砖窑。等姜姓地主带着家丁赶来的时候,麦地早已空空荡荡。姜姓地主望着麦地说:总比被日本兵抢了好。原来,村里的伪保长早就告诉他,麦子熟了要磨成面粉,送到日本兵营去。

  麦子从地道里悄悄流出,分给了穷苦村民。从村民的笑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分到了麦子。其实,藏麦子之前,刚刚从地道里运走一批存放的布匹。布匹是运往抗日游击区的,那些布匹是马玉树的舅舅赵耀庭捐赠的。

  赵耀庭曾和马臣一起参加了黄兴的同盟会,后来马臣回到家乡,不再过问政治,专心做了一名乡医。赵耀庭与马臣不同,他更倡导“实业救国”。回家乡后,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从日本进口了几台织布机,雇了数十名工人,仿照洋式织成布匹,作为爱国布批量销售,生产日夜不停。赵耀庭为人慷慨,北运河上的那座吊桥,就是他出资修建的。因为韩柏,因为马玉树,赵耀庭工厂里生产的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地。而地道,成了布匹运送之前的秘密仓库。

  就在麦收后不久,韩柏又接到一个任务,护送上级同志到北宁铁路线。这次在地道里,韩柏手里多了一张地图。他们规划了两条路线,但无论走哪条路线,都需要渡过北运河,怎么办?坐摆渡过河,摇船的目标太大太危险,而河上唯一的吊桥,偏离选择的路线不说,那里早就被日本兵把守着。

  他们的思路断了。韩柏说,我们先商量一下派谁去护送吧。安春发说,当然是我去了,我会打枪,再带一个民兵。韩柏说,你留下,我们的地下斗争更需要你。马玉树说,我们找两个水性好的民兵党员参加。韩柏点点头。

  第二天晚上,地道里多了两名健壮的青年。他们五个人一起,制定了周密的护送计划。那是个没有风的溽热夜晚,韩柏躲在砖窑僻静处,盯着对面树林深处。他看到三个人影,由远及近,朝砖窑的方向猫腰跑来,中间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一左一右是安春发和另一个青年民兵。看看四周没人,他们迅速进了砖窑。

  来人魁梧,气宇轩昂,他和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候,接过马玉树递上的一碗尜尜汤,尜尜汤还是热乎乎的。韩柏对两个民兵耳语了一番,他们就顺着地道,摸到了堤岸的一个出口。出口早就藏好了一扇门板,那是一扇厚厚的大门。拨开覆盖在上面的乱树枝,他们把门板放到河面上,然后一左一右,肩扛门板,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

  那晚,北运河水似乎觉察到什么,比平时安静许多,如婴儿,轻轻呼吸,没有一丝流淌的声响。来人轻轻上去,手里抓着自己的鞋子,蹲下。他朝岸上的人挥挥手,又用力地握握拳。水里的两个民兵游动起来。北运河水荡着波纹,时间仿佛凝固了。三个人上岸后,迅速向北宁铁路的方向奔去。韩柏、安春发、马玉树回到地道里,焦急地等待消息。

  那两个民兵回来的时候,已是后半夜,恰巧遇到巡逻的伪军,伪军大喊“站住”,并朝他们开枪,子弹从他们身边“嗖嗖”飞过。两人跑到河边,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再找不见人了。伪军朝河里放了几枪,半天不见人影冒出来,便悻悻地离开。在地道里的韩柏听到枪声,大喊糟糕……当他看到两个水淋淋的人笑着站在他们面前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韩柏说,你俩不愧是水性最好的,并使劲拍拍他们的肩膀。

  被护送的那位上级到底是谁?当韩柏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名单里,看到他的名字时,内心顿感欣慰。当他把这个信息转告安春发等人时,虽时过境迁,但他们都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那扇大门是谁家的?不用问,当时谁家能有那么好的大门?当然是安大珩家的。一边修地道,韩柏一边找机会,接近村里的伪保长安大珩。马玉树建议,说他父亲马臣和安大珩两人经常喝茶聊天,有一些交情,不妨试试。于是,韩柏登门拜访马臣。对儿子马玉树在鼓捣什么,马臣早已心知肚明。他自己年轻时也曾踌躇满志,看见儿子也想做大事,觉得儿子像自己,嘴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却满心欢喜。不用说,韩柏与马臣的接触很顺利,马臣答应韩柏,试探安大珩的态度,说服安大珩把伪政权改造成虚实结合的“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日本人,实则为我党做事。

  马臣摆了招待贵客的一桌酒,韩柏、安大珩和马臣三个人推杯换盏。酒席间他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柏关上马家大门的时候,村里的公鸡正摆开阵势,扯开嗓门,扯碎清晨的宁静。韩柏看到北运河将旭日从河底托上来,“哗啦哗啦”将它清洗得红润透亮,送上河床。韩柏神轻气爽,走路如风,他长吁了一口气,看到了越来越明亮的天空。

  马臣给韩柏最深的印象,是留着一绺山羊胡子,谈吐有度,笑声爽朗,人很开明。马臣救治了我们不少伤员。安大珩呢?安大珩嘛,人深沉,看上去很有城府,虽然是伪保长,但他骨子里是爱国的。安大珩家有哥儿四个,他排行老二,老大在天津城里经营祖产“四和桅灯厂”,老三随冯玉祥的国民军走了,老四参加了八路军。很多煤油灯都是“四和桅灯厂”给我们党提供的。后来听说日军要把桅灯列为军用品,安大珩马上向他哥哥报信儿,毅然关停了工厂。尤其是在抢日本军需营盘这件事上,安大珩搜集了很多日军的详细情报,提供给地下党。

  韩柏说的那个营盘是日军的军需仓库。营盘很大,原为清末建的陆军讲武堂,冯玉祥率国民军与李景林在北运河两岸开战时,曾在这里屯兵,所以周围村民习惯叫它营盘。营盘占地足有二十多公顷,分东、西两个大院,南围墙为砖砌,其余是土围子,四角有高出围墙的岗楼。变成日本侵略军的军需仓库以后,日军又加固了岗楼、围墙,把守森严。东、西两院中间有一个弹药库,日本兵的驻地离营盘有两里地。

  在地道里,韩柏十分严肃地对安春发和马玉树说:随着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地委领导做出“抢营盘,全歼日本兵”的重大决定。我们的前期任务是摸清日本兵驻地和营盘的详细情况,越细越好。韩柏说,这次行动事关重大,不能有丝毫马虎。

  安春发说,村里很多老人都清楚营盘布局。马玉树说,还有被抓走修岗楼的,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他一拍脑门说,老校工的弟弟不是被抓去,在营盘里给日本兵做饭吗……低着头的韩柏半晌没说话,他忽然抬头说:还有一个更好的渠道。安春发和马玉树盯着韩柏──安大珩。对了,安大珩是最合适的人选……韩柏说,哪条线索我们都不能放过,说完站起身:我这就去找安大珩。

  抢营盘行动开始了。丰玉宁联合武工队、华北人民抗日自卫联军第二十六支队、二十七支队、回民支队、各区小队……主要武装力量都被调集起来,蓟县抗日游击队也前来支援,路途远的队伍就埋伏在地道里,等待出击的命令。

  安春发接到的命令是:组织村里的民兵,抢运弹药,把抢到手的弹药运到地道里藏好,等待移交上级。只要枪声一响,他就带领民兵慢慢向营盘靠拢,藏在营盘附近等待命令。那晚,安春发看到,周围村庄的民兵都出动了。

  马玉树负责组织身强力壮的村民,只等接到信号,他们就以最快的奔跑速度冲向营盘,把日军的军需仓库抢空。马玉树对村民说,无论你抢到多少东西,都主动上交一件,如果你抢到了一件,那一件就要上交喽,所以大家能抢多少抢多少,交了一件,剩下全是你的!村民们一听,立刻摩拳擦掌。咱们要多抢几件!没问题,您就瞧好吧!要把小日本从我家抢走的东西都抢回来!

  那时,北运河沿岸的村民,大多以捕鱼、拉纤、烧砖、种田,或者做小买卖为生。水田种稻、旱田种高粱、玉米和小麦,还有一部分菜地。土地大都在少数富人手里,贫苦人居多。被日本军侵略后,老百姓民不聊生。日本兵经常端着刺刀进村,除了抢鸡鸭,还强迫村民把猪羊赶到他们驻地,杀了吃掉。他们抓男丁服苦力,蹂躏妇女,无恶不作。村民们早就恨透了日本鬼子,一听说要抢日本营盘,心里憋足了劲儿。

  打日本兵驻地的枪声一响,打营盘的枪声也紧跟着响了。那个夜晚,枪声大作,战马嘶叫,喊杀声不断,最壮观的景象是,周围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像风一样,或者像疯了一样,来回奔跑在通往营盘的路上,飞快地去,飞快地回,直到天亮。有几个日本兵躲进佛堂里,被村民们发现,报告了上级。佛堂被围住,日本兵成了瓮中之鳖。这次战斗大快人心,全歼了日本兵,武装组织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十几个村庄被开辟为抗日革命根据地,联合县委入驻。就在抢营盘的那天晚上,我父亲跟着区小队走了,成了区小队年龄最小的通讯员……

  抗战时期,津北农村地区建有百余个党支部,发展了千余名党员。至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韩柏工作的村庄在内的十几个村,因团结对敌,保护革命同志,被评为“红色堡垒村”,还有另外二十几个村,被评为革命老区村。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身为基层党史工作者的我,常常沿着北运河绵延的堤岸,踩着松软的古槐落叶,嗅着泥土的湿气,遍访战争年代为党工作的亲历者。在北运河边,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朝远处望一眼,想,那里会不会就是他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我永远铭记韩柏说的一席话:每一个地下党员之间,都靠一条无形的地道连接着,我们之间互相传递消息,鼓舞斗志。这条地道是用共产党人的意志连接的,是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用不怕牺牲的精神,用对党的忠诚连接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凿穿旧世界的黑暗,奔向新中国的光明!

  韩柏,原名林冬国,河北省阜城县人,1989年逝世。

  作者简介:水荻,女,原名赵文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文学院第五届合同制签约作家。著书5部,发表作品百余万字。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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