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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2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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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 促成金庸进入文学史殿堂(图)
文 张艺桐
严家炎 1933年生于上海,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等。与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金庸(左)与严家炎

  印象

  书斋里的学者

  却有一股侠的力量

  2021年春天,北京,垂柳婀娜,红花斗艳。在朝阳区一处养老院的文化室,记者见到了88岁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他眼神专注,语速缓慢而清晰,似一株饱经风霜的不老松。

  因身体渐弱,严家炎的记忆力减退,但仍在夫人卢晓蓉的帮助下,非常努力地分享他的诸多核心观点,金庸武侠的文学价值,为了真理与人笔战,为被遮蔽的作家说话……说得最多的还是武侠,他多次提到对金庸武侠作品的高度认可,“绝不是我故意把他抬起来,而是从事实出发,研究出来的结果。”

  像严家炎这样书斋里的学者,虽然不是刀光剑影的大侠,却在另外一个层面表现出侠的力量:通过犀利睿智的思考,去发现值得彰显的价值和意义,去帮助被遮蔽、被忽略的存在。在过往八十多年的人生中他经历磨难,心里却始终藏着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大侠世界。

  武侠是严家炎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在那里,他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给他人。他说:“通过阅读和实际交往,我印象中的金庸敦厚而坚毅,为人正直,不取巧。”而这些性格特点也恰恰是记者这次采访所感受到、了解到的严家炎的性格。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达成了一种高度契合,文学场边的解说员,也是文学场内的一分子。

  1933年出生于上海的严家炎,从小喜欢文学,高二时在《淞声报》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还写过一两万字的武侠小说。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入校不到两年,由于缺乏教师,校领导让他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这样,严家炎提前走上了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1961年,他被抽调到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由此开始一生的学术方向。1978年,严家炎与王瑶合作招收硕士生,被公认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

  “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在自选文集开篇,严家炎表明自己毕生奉行的信条时如是说。时光不可逆,但热爱文学、热爱生命、热爱真理的心,不会老。他将自己的近万册藏书和名人字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这些书刊能发挥它们的最大价值,能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看、能读、能借、能研究。”

  金庸小说一读就放不下

  到香港与金庸先生畅谈

  上世纪80年代,严家炎在北大教书,发现学生常常在上课时偷看金庸的小说,很上瘾。1991年,严家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东亚图书馆发现借阅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数量极为可观,一套书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页上密密麻麻盖满图章,有的书已被翻得陈旧破烂。

  《射雕英雄传》是严家炎读的第一部金庸小说,“跟早年读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拿起来就不大容易放下。”读的时候有兴趣,又觉得金庸武侠热是一个文学现象,值得研究,严家炎对金庸武侠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2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在一个小型文化人聚会上,被友人引荐与金庸相识。金庸为人热情,见面后即邀请严家炎去他家做客。金庸家住在山顶道一号,有一间很大的书房,藏书极丰富。两人各自从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作为研究者,严家炎向金庸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临别时,金庸送给严家炎一套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全集。

  那段时间,严家炎又多次与金庸见面,地点或是在金庸家,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25层金庸的办公室,或是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我去过好几次金庸先生的办公室,对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都很熟悉。办公桌上有一块木质斜面写字台板,非常特别。我向他请教这台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笑着让我猜。我猜不出,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台板装有可调节斜度的齿轮,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会在书写时弓腰曲背。我试写了一下,果然身姿轻松。金庸先生要把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他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使用率不高,如果真要用,让人再做一块也很容易。我没有理由不接受了,只能向他表示诚挚的感谢。”后来严家炎将这块写字台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更深入地阅读了金庸所有武侠作品后,严家炎更加佩服这位小说家了。两人多次通信,让严家炎对金庸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比如金庸曾与他聊起,1945年金庸被“中央政治学校”藉口开除后,在自己的表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帮助下做了近一年的图书管理员,沉心读书,积累了大量文史知识。金庸的作品,正是建立在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之上。

  在北大中文系开专题课

  以学术方式研究金庸武侠

  1994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严家炎谈道:“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严家炎与金庸保持了一种君子之交的纯粹友谊,他们曾在大理、海宁、台北以及美国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华山论剑活动中多次见面。2004年,两人一起畅游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金庸的宽厚、仁慈、真诚让严家炎感受颇深。

  金庸武侠的“粉丝”遍布华人世界,影响力甚大,有“成年人的童话”之美誉。但能进入高等学府,而且是北京大学,被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如此认可、重视、赞誉,严家炎是重要推手。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有不少人对武侠小说有很深的偏见,认为其“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严家炎却对金庸武侠有如此好评,迅速引发了学界内外的高度关注和争议。

  1995年春季学期,严家炎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把金庸武侠小说正式搬进北大课堂,对之进行系统的学术探究、传播。著名学者钱理群回忆,那时北大很多同学,尤其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严家炎的讲稿被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国内“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金庸小说论稿》,至今仍被年轻人认可,在“豆瓣”上好评甚多。

  严家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金庸武侠的论文,包括《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金庸热:一场奇异的阅读现象》《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等,并在2000年主持了“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

  他从语言、形式、风格、内容、历史观等多个角度,对于金庸武侠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发掘出其独特却容易被人忽略的价值。对严家炎来说,这件事并非为了赶潮流、攀附名人,更不是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出于对金庸武侠的深入研究和对文学规律的深刻认识。

  严家炎认为,在思想方面,金庸用现代精神全面改造了传统武侠小说,因而被称为“新武侠”,其作品里面没有旧武侠“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这类文字,也没有“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等血腥味十足的字眼;金庸作品的主人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封建社会的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他刻画人物很有特点,比如《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智兴、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性格鲜明,各有千秋;他善于将小说场面舞台化,或将电影特技移用到小说中。在创作方法上,金庸早期是浪漫主义,到《神雕侠侣》之后,开始更多地运用象征主义。

  小说在中国曾长期被视为文学里的“小道”,武侠小说更是小说家族里“出身不好”的一支,是“小道”中的“小道”。严家炎从严肃学术的角度,为武侠小说正名,推动了金庸进入文学史及大学课堂。

  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

  在虚幻世界描绘出真切现实

  中国有比较悠久的武侠写作传统,但判断作品是不是文学,是不是好的文学,首先在于语言。严家炎分析,金庸的写作使武侠小说“真正进入文学的宫殿”。之所以金庸的武侠清新可读,正在于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做了出色的文学实验:汲取章回体小说形式,汲取白话语言的优点和新文学之长,形成了一个新鲜活泼、干净利索而又优美亲切的语言宝库。

  严家炎还分析说,在金庸最后的两部小说《笑傲江湖》《鹿鼎记》中,他政论家的洞察力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金庸是政论家,他办《明报》,始终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方针,身为报人,他写过的短评、社论大概有两万多篇,一千万字以上,“这就说明金庸的小说不仅是让人看着玩的,而且有它独立的见解,独立的思考精神。”金庸小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他将严肃文学“为了人生”与通俗小说“供人消遣”统一起来,在虚幻的武林世界中,描绘出一个真切的现实世界。

  在严家炎看来,跟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比如古龙、梁羽生等,也都各有贡献,但总的来说,金庸的作品是最杰出的。金庸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三年,正式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他的小说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金庸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他本人的真切写照。

  随着时代变化,滋养武侠小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在网络小说门类中,武侠大多变成了玄幻、穿越和升级打怪。当武侠里的文化因素流失,就只剩下打斗,武侠的精髓也就不在了。像金庸这样中西、古今贯通的武侠作家也很难再有了。甚至有人说出“武侠小说已死”的观点,严家炎认为:“武侠虽不至于死,但是金庸武侠那种因天时地利人和所成就的结晶,以后怕难以再有人取得了。”

  与严家炎聊文学

  为被遮蔽的作家说话

  通俗小说也有伟大作品

  记者: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您不光澄清了不少文学问题,也对被遮蔽、被误解、价值被低估的作家格外关心。

  严家炎:不能让他们受冤枉,做研究,写论文,有时候可以很实在地帮助到人。比如我在1979年,到萧军家中访问,随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为萧军“翻案”。曾有一些东北作家,带头批萧军,甚至有人把萧军当成坏人。我千方百计找实证材料,把当时真实的状况翻开给大家看。大家就都清楚了,误解也就解除了。虽然萧军身上有弱点,但他身上也有侠义的精神。他的作品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记者:新感觉派小说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主张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构思奇特,有一种空灵的意境,主要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正是因为被您肯定,才重新引起关注。

  严家炎:这个小说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属于异数,但我却心有戚戚焉。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中文系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进行了重新发掘,对这个流派的成员、代表作品、创作风格等问题的系统阐述,引得施蛰存先生笑称自己乃“出土文物”。

  记者:《铸剑》是鲁迅用白话文写的历史故事新编,既有“干将莫邪”的故事情节,又以古讽今,您为什么将这篇小说归为武侠小说?

  严家炎:将鲁迅的小说归为武侠小说,有的人或许不能接受,认为这是贬低鲁迅的作品。我却坚持认为,题材本身很难分出高低贵贱,也限制不了作品思想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将《铸剑》视为现代武侠小说,绝不会辱没鲁迅。《铸剑》写的是“黑色人”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报的原侠精神,它可以说,也是鲁迅自己精神气质的外化。这位“黑色人”的外貌长相简直就是鲁迅的自画像。而且他有一个姓名,叫做宴之敖者,就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

  记者:在不少论著中,您都强调应该放弃对“武侠”或者“通俗文学”等概念的偏见,为什么?

  严家炎:从历史上说, 无论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 都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水浒传》《红楼梦》当初也被封建士大夫看作是鄙俗的书,后来才上升为文学史上的杰出经典。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在19世纪也都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作家。了解了这种状况,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学了。同时,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严肃文学中也有大量思想和艺术上比较平庸的作品。我们应全面看,各取所长,互相促进,因势利导,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死,人为地造成一方独尊的局面。

  记者:您对文学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严家炎:如果脱离审美标准去谈文学,容易走上庸俗社会学的道路。首先要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它能否真称得上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另外,思想只能渗透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脱离了艺术的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动不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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