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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0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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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
《盐民游击队》(图)
崔祖育 题图 张宇尘

  转眼之间,父亲崔椿蕃已经去世30年了。1991年7月6日,父亲离休不到两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便带着太多的遗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将他一生的心血──宝贵的小说手稿,遗留给了我们。这30年间,家里家外的人们,时不时地会提起他来。唉,父亲走得太突然了,特别是他留给我们的这些书稿,这些沉甸甸的心血之作,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有了太多的念想。既然这些饱含辛苦的遗著,是父亲留下的珍贵遗产,那我们就要很好地把它们继承下来,不能让父亲的汗水白流,也让家乡汉沽的父老乡亲看一看,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提到父亲的著作,很多人都会记得,由他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当年创下的辉煌。这部描写抗日战争中,盐民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寇的优秀长篇小说,上个世纪70年代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欢迎,经不断再版,发行总量高达80万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将《盐民游击队》改编成连环画,辽宁省鞍山市曲艺团还将《盐民游击队》改编成30集同名评书,由广播电台播出,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陈方千同志指导下,《盐民游击队》还曾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后来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父亲创作《盐民游击队》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汉沽后,便对盐化和农渔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为谋生计,穷苦人便结伙在汉沽至田庄的北宁(京山)铁路上扒火车,虎口夺食。1942年春,家住杨家泊、双桥子、小神堂、大神堂等村的青年盐工、渔民和农民,加入到扒火车的行列。后来,皂甸人韩振福也加入进来并成为领头人。其间,他们曾扒下过几箱子机枪,按价折成小米“卖”给了我党领导的路南工作团。1943年8月,为扩大地方武装,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八区(海防区)区委书记武汉兴出面,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名为“飞行组”,由韩振福负责。此后,飞行组战斗力增强,声名鹊起,多次从火车上巧夺日军军火,为我党抗日武装部队提供武器装备。

  1944年夏,飞行组改名为“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陈振东为队长,后任命李景为指导员兼队长。1945年7月,民先队编入丰玉宁联合县大队。日本投降前夕,县委决定在路南(北宁铁路以南)组建一支地方部队,经过精心筹备,成立了“工人团”。工人团成立不久,便在寨上街化装袭击了从塘沽来寨上东洋化学厂(天津化工厂前身)执行任务的日本鬼子,夺得“三八枪”12支。这场战斗在汉沽影响极大,振奋了民心,助长了国威。

  在父亲心中,很早就有把这段革命斗争史,写成小说的想法。1965年4月,天津市委派孙振(笔名雪克,著有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等几位作家,到汉沽盐场体验生活并协助工作,一是帮助文学作者提高创作水平,二是帮助撰写盐场史。在汉沽盐场党委领导下,天津作家和汉沽盐场业余作者,组成了“三结合”写作小组。经过对原盐场史的整理和对新内容的增补,半年后写出了汉沽盐场新场史《盐海风云》初稿(文学版),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审阅。后因“文革”开始,此书没有正式出版。就在天津作家帮助汉沽盐场写《盐海风云》的同时,汉沽盐场萌生了创作一部以盐区人民武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以此歌颂党,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歌颂无产阶级的英勇气概的想法。不久,这个计划进入实施阶段,盐场组建了创作班子,由父亲执笔,开始创作《盐民游击队》。

  《盐民游击队》是父亲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是解放后入党的,虽然没有过亲身的战斗经历,但为了写好这部书,他不知多少次来到盐民游击队老战士李振武、李焕文等人单位、家中采访和座谈,记下几大本子笔记,掌握了大量素材,然后花费3年时间,终于创作完成了《盐民游击队》。

  那是1972年,父亲写完《盐民游击队》后心情激动。创作渤海边盐区人民在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故事,是他酝酿已久的主题,而家乡人民在建立红色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他在小说中运用丰满的笔墨,极热情地赞美了他们。

  完稿后,父亲要去天津商量出书事宜,当时的交通条件很不好,要从家步行两公里到汉沽火车站,坐火车去往天津。由于父亲文化水平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书稿耗尽了他大量心血,身体相当虚弱,就好像大病一场,走路左右摇摆。记得那次是我陪着父亲,一起走到汉沽火车站,这两公里的行程,父亲就休息了两次、走了三段,勉勉强强地到了火车站。父亲知道我还要上下午班,不能耽误工作,便不让我跟他去天津,没有办法,我只好看着父亲独自上了火车。

  我是1970年参加工作,文化程度虽不高,也算是文学爱好者,加上父亲有意在培养我,经常带我去听文学讲座。在父亲的熏陶下,我总想在文学创作上尝试一下。那次,我看到四十几岁的父亲,身体状况这么糟,再回想父亲写作时的艰辛,那一幕幕的情景让我很是心疼。经过反复思考,我放弃了写作的念头,决定不走文学之路,只干自己的数据管理本职工作。尽管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但我始终牢记父亲的话:“自己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干好。”在我工作的40多年中,始终将父亲的嘱咐作为座右铭。

  通过整理父亲的文稿,我更了解了父亲,他一生写盐工、爱盐工。他执著创作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5岁的时候,我爷爷病故,为了生存,父亲从小就担起了生活重担,他解放前学了点文化,解放的时候按父亲的说法,“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了”。他又重新扫盲学文化,经过刻苦努力,逐步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开始从事盐业题材的业余文学写作。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父亲在那拥挤的房子里,不分白天黑夜、酷暑寒冬,有空就伏在炕上、桌椅、条柜、写字台,写着或看着东西。炎热的夏天,父亲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旁边放着一个大蒲扇和一个喝白水的碗,还有一本新华字典,不停地擦着汗水,有时摇动几下大蒲扇扇风纳凉和驱赶蚊蝇。寒冷的冬天,父亲穿着棉衣,不时地把手捧到嘴边,用嘴哈出的热气暖暖被冻红的手,时而站起来狠劲跺着脚,走到炉子跟前去捅炉火。

  父亲在家写东西的时候,由于房子拥挤,母亲怕我们哥儿几个捣乱,影响父亲写作,便不让我们呆在屋内,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有时候,父亲在半夜里突然打开电灯,从枕头边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笔,趴在被窝里,在小纸条和烟卷盒上写上几笔,或是穿上衣服写上一个通宵。由于父亲是业余写作,不能耽误工作,白天还要上班挣钱养家,业余时间采访写作。在这样的创作条件下,他竟写出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反映盐滩生活的作品,如:《盐滩春早》《盐滩记事》《冬天的盐滩》《盐滩组长》《盐滩风雨》《盐滩春色》《盐滩儿女》《盐民游击队》等等,没离开“盐”的作品,其中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等,有二百六十多篇。这些作品都在《天津日报》《新港》《河北文学》《人民文学》等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父亲常说:“写东西就要让人看明白,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在我们哥儿几个都小的时候,父亲的文章写好后,怕别人看不懂,每写一篇就给母亲念上一遍,征求她的意见,母亲成了父亲的第一听众和文学上的知音。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是进了崔家几十年,耳濡目染多少也增长了一些文学知识。她时不时地给父亲的文章提出意见,父亲基本都采纳了,并且也多次向我们表明,他写作中有母亲的很大功劳。我们长大了,父亲还向我们征求意见,并且也在观察我们细微的表情。他在这个阶段发表的文章,如《阿英的新装》《喜迁新居倍感温暖》《妈妈的心》《今晚送礼》等,都有我们的身影和言行。

  父亲是个乐天派,不管爬格子写作多么枯燥,下班回家或者上班出门的时候,人还没到家或出屋老远,都能听到父亲哼唱京戏和歌曲的声音。有时父亲回家较早,或在家休息看书或不写文章的时候,看见我们与邻居小孩在玩,便与我们一起踢毽子、跳绳、下象棋、捉迷藏等。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听父亲讲战斗英雄、神话故事,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活动,大年三十守岁时,我们全家听父亲讲故事,讲到夜晚12点吃饺子才结束,年年如此。有了电视以后,家人也常常让父亲讲段故事,调节一下节日气氛。在整理文稿时,我们发现父亲讲的大部分故事,都曾在文稿里出现,如盐民游击队在汉沽镇打鬼子、抢枪闹集市、游击队发动盐工给解放区运盐等故事,还有黄须菜为什么有红和绿色的,以及三官庙、济公祠、望海碑等民间传说。

  父亲为了更好地去盐滩小组采访,40岁时非要学骑自行车,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父亲邻里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曾在一块居住过的邻居,远远就跟人家打招呼。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打了架,父亲总是先批评我们,把人家的孩子哄高兴。唐山大地震时,汉沽灾情也很严重,我们家房子也倒了,但家人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父亲第一时间带领我们到邻居家,用手扒苇席、草把子、刨土,救出在房倒屋塌、残墙断壁中被掩埋的邻居。父亲慈爱善良、助人为乐的精神始终感染着我们。

  父亲从解放前夕,就一直在汉沽盐场工作,当过工人、干部、场报编辑。在党的教育下,从对党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成长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业余时间父亲选择了文学创作,宣传党的声音,经不懈努力和耕耘,加入了天津工人文学社、天津市作家协会。1965年11月,他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回家后,父亲把在会上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做了镜框悬挂在卧室里。父亲走后的30年,我们仍然把它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誉,至今仍悬挂在屋子的原处。

  父亲离休后本应享受天伦之乐,可他又参加了《长芦汉沽盐场志》的编审工作,场志出版后他就病倒了。无论对工作,还是创作,父亲总想做到尽善尽美,以至于过于劳累超出了自己的体能,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有很多对工作和创作上的想法,如长芦局志的编辑工作、创作有关改革开放的盐滩长篇等。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天津市有关部门想调父亲到天津市作协当专业作家,父亲接到通知以后,有几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父亲跟我们说:“如果我离开盐场当专业作家,虽然名声有了、事业有了,但自己在早期的诺言就没有了。”

  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我们不理解父亲所说的早期诺言是什么。经过整理父亲文稿我才明白,父亲所说的早期诺言,就是一句话:“写盐工、唱盐工,一辈子不离开盐滩。”

  父亲从1953年开始写稿到病逝,一共创作了150多万字的作品,他是盐滩里走出来的业余作者,他的一生,一直都牵挂着盐滩。父亲生前,还潜心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盐滩儿女》和《盐民游击队》(解放战争篇),前者23万字,后者36万字,他觉得关于汉沽盐业革命史,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完,完成了这两部书稿后,父亲没有太多遗憾了,他把自己的文学才华,都奉献给了这片他一生挚爱的盐滩。

  父亲走了,带着对家乡的依依不舍,带着自己对未竟文学事业的眷恋,离开了他钟爱的百里盐滩。但是,他的作品仍在世上流传,他的奉献精神仍在激励着滨海新区的作家们,为家乡文学事业的繁荣而勤奋笔耕。

  作者简介:崔祖育,崔椿蕃次子,汉沽盐场第三化工厂职工,201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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