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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6月0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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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化,
需要怎样的再创与传播?(图)
本报记者 胡春萌

  科技可以为保护经典文化做些什么?基于文物的文创开发,目的是什么?以敦煌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如何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进行传播?

  不久前,将《以远古致未来:经典文化的数字再创与传播》作为研究课题的工作坊,在天津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拉开帷幕,来自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与天津美术学院的师生,一起研究探讨了相关话题。

  找到远古瑰宝面向未来的通路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四世纪,已经历了将近1700年的历程,它有着灿烂的昨天,今天敦煌研究院也是我国最早进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单位之一,“敦煌儿女”正在用自己的努力,去找寻一条让远古的瑰宝面向未来的通路。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40年、敦煌研究院保护部部长吴健介绍了这些年敦煌研究院在数字化方面走过的历程: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风化、环境、人为等因素,造成了敦煌莫高窟文物本身的一些病害,文物本体是比较脆弱的,每天都在被影响着,那么到底这个国宝能保持多久呢?我们拿出一张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到敦煌去拍摄的照片,跟现在全新的彩色照片同样的位置去对比,会发现这100年来敦煌壁画褪色得非常严重,甚至有些地方都脱落了,再找不回来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先生首次提出来,想通过一些方法来把这个濒临危机的敦煌壁画文物进行保护。那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敦煌壁画信息。当时,樊先生在北京中关村参观一家高科技公司,发现了计算机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于是,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就开始了“如何用计算机保存壁画形象”这么一个探索性的课题研究,应该说在国内同行业当中起步比较早。1998年,敦煌研究院应美国西北大学的邀请,在美国梅隆基金会支持之下,我们到美国跟美国西北大学的专家们一起来论证,如何用摄影摄像采集加图像图形学的技术来做壁画数字化覆盖采集。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支持,1999年,敦煌研究院就开始这个项目的探索,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能做这样大量的基础工作,为后面的数字化工作迈出了非常坚实的第一步,是一种尝试。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数字化工作室没有停滞。此后,随着设备和技术的进步,敦煌研究院自己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提高了数字化图像采集的分辨率,加强了人才培养,拓宽了合作领域。从2006年开始,我们全面开始了数字化合作,不仅是壁画数字化,研究院已经开始了对于文物的空间、彩塑、遗址环境等数字化。

  简单讲,敦煌研究院数字化工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99年至2006年的发展期,主要是寻求一种适合于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的方法,同时去研发适合于它的设备,培养人才队伍。

  从2006年至2014年,是成熟期,我们的技术在不断成熟,我们的分辨率从过去的75DPI到300DPI,甚至是600DPI。为满足文物复原的需求,不仅仅拿到屏幕上去演示,而是可以满足实物复原,甚至放大复原。同时,我们也加大了文物数字化的推广力度,不只是给敦煌莫高窟做数字化,还辐射到我们国内的很多文化遗产,比如新疆的龟兹石窟、河北的曲阳北岳庙、山东的岱庙、山西的永乐宫等。敦煌研究院把技术推广出去,达到大家携手共进这样的一个局面。敦煌研究院还牵头制定了13项行业标准,包括壁画采集、壁画处理、VR虚拟漫游、三维重建、大遗址定位纠正等,一旦被国家确立下来,这也将成为敦煌研究院对这个行业的最大贡献,它可以指导这个行业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工作。

  从2014年开始到今天,我把它称之为创新期,事业需要发展,思路需要创新,技术需要创新,服务需要创新,研究院一方面加强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力度,这些数据非常非常重要,它记录着当前所有文物的大部分信息,研究院不能把它尘封起来,要把它加以利用,怎么利用?首先我们要把它利用在保护研究工作当中,比如美术临摹,过去我们要临摹一个洞窟是非常吃力的,现在可以给临摹者一个半成品的数字化成果,他们加以描稿填色,最后就完成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数字化信息对考古工作、弘扬工作都有重要的推动支撑作用。

  此外,还出现了新的业态,怎么用数字化成果来做独立的展览展示。用数字化方式来把永久的敦煌主题,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技术手段去呈现,这是敦煌研究院首先要做的。在展示中做到动静结合、虚实相间、可感可触,满足观众的不同感官需求,从一定意义上拉近参观者与敦煌石窟的距离,让人置身于其中。做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目的、意义在哪儿呢?把敦煌文物的本体更好地保护,减少人员对它多次、重复性的接触。经常不开放的这些重点洞窟,平时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内容,游客可以去数字化的体验展示中心观看。体验数字化展示,可以让游客从知识层面、学术层面、欣赏层面,先做足了功课,接下来再去现场体验,这样的敦煌之旅才是完整、丰富多彩的。高科技手段是可以把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合理化的。

  打造经典文化国际传播的舒适姿态

  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很多文化遗产,它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而借助数字化展示的力量,这些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吴健介绍: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将敦煌文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展览展示,让更多去不了敦煌的人,了解敦煌的历史与艺术。我们线上数字敦煌的展览,包含30个洞窟的资源库,推出后做成了英文版,不仅是在国内,也在全球实现了共享,现在点击量突破了5000万人次,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的“敦煌热”,也是建立在敦煌文化数字传播的基础上的。把敦煌要保护好有很多种方式,首先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也对文物信息用数字化的手段保护。现在国家也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工作,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为世界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这个责任重大。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对文物文化遗产单位文物保护利用的措施。可以说文化遗产数字化这方面工作方兴未艾,可以理解成为一个高科技赋能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这样的一个课题。

  “当科技与艺术不再遥遥相望,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用‘虚拟现实’的方式以更生动的作品形态将个人体验传递给观者。作品的观看也不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相互交融、共同参与的思想碰撞。数字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使大众越发适应以娱乐化、多感官刺激的方式来替代文字阅读。”天津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王爱君教授在为此次工作坊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天津美术学院作为国际领域最早一批研究创新媒体艺术的高等学府,一直致力于当代媒介语境的创新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与传播。近年来,天津美术学院围绕敦煌早期艺术的沉浸式再现为研究主题,先后获批“国家艺术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天津美术学院师生团队耗时多年完成了莫高窟影像采集、三维洞窟还原、虚拟考古交互体验、致敬敦煌人纪录片等工作。

  在《惊鸿之殿,遇见莫高窟最老石窟沉浸式体验展》中,观众宛如置身于莫高窟275窟,展览实现了裸眼三维体验,在观众伸手触摸这些数字复制品时,文物细节会放大展示,其背后的“敦煌儿女”的故事也会呈现出来。在节庆日,展览还会呼应节日进行内容变化,比如一头新年装扮的九色鹿朝观众奔跑而来,新年礼物从天而降。有感官体验、有温度、有情感,数字交互技术为经典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宽广的道路。

  在谈到创作历程时,该项目负责人、天津美院移动媒体艺术系副主任蒋旎颇为感慨:敦煌莫高窟地处比较偏僻,我们每次去莫高窟,坐飞机到兰州,再转到敦煌机场,然后乘坐大巴,最后坐班车,才能到达敦煌研究院所在地,去莫高窟会经过戈壁滩,以现在这样发达的科技,基本上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短的车程是基本上没有手机信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洗礼和神圣的仪式感吧,要知道几代敦煌人一辈子都奉献在这里。我们也一直是抱着这样很虔诚的一种心态去推进这个项目,后来定调为以北凉石窟沉浸式展览为方式,一方面是呈现敦煌文化,另外一方面是传播敦煌精神的这样一种价值属性。这个项目历时很长,陆续有五届学生都参与到了这个项目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多将一生都奉献给敦煌的人,他们的精神感染着我们,我们需要用一种方式去致敬他们,我们完成了致敬敦煌人的一个纪录片。最后才呈现出这样一个项目的全貌。

  “我们希望,利用沉浸式体验,所传达的不仅是实物的复原,它还是有感情的,可以连接参观者与洞窟开凿者、保护者的情感的,敦煌精神是要在这样的展示中传达出去的。只有这样,那些文物才是真正有了生命的温度。”蒋旎说。

  再创要基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近年来,基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如雨后春雨般“肆意生长”,其中有成功案例,也有很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作品,为了开发而开发的现象并不鲜见。那么,基于传统文化的再创造,其成功的基础在哪里呢?

  “今天基于传统文化的文创,大家可能比较浮躁,蜂拥而上。我觉得目前一定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一旦这个作品出现或者是传播出去以后,它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和能量?我觉得年轻艺术家要去思考,因此从源头上面,作为一个长者、一个科研人员,我们应该有责任去帮扶年轻人,给他们帮忙把把关。在思想上、创作意识上、呈现上,有一定的指导。我觉得如果只是图一时之快,或者纯粹为了赚钱,为了创造而胡编乱造,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去推动创意,它这个呈现的效果也是不会很好的。这种社会的浮躁现象,经过优胜劣汰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推动的。”王爱君说。

  “世界范围内,数字科技推动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经典文化与当代科技之间的碰撞,以先进的数字技术将其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再现,使其获得传承。而对于以美育为关注点的专业学科而言,虚拟现实语境下的‘教育与创造’不仅包含了艺术学科的思维逻辑,更囊括了科技更迭所赋予的灵魂和动力。”王爱君表示,“对于中国的创新型青年群体而言,经典文化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经典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将成为促进国家和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动能。那么我们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希望老师们和年轻的艺术家一起,用你们的这种创作的灵感、智慧,去和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产生火花之后再产生艺术作品或者是某一个方向的一个新的事物、想法。”

  创造有时候需要回归创作本身,并不一定是今天面对敦煌文化,就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基于文化创意的研究和探讨,路子需要更宽。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中,我希望参与者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作一种学术探讨,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在一起,是奔着一个‘未知’去努力、去做研究工作。这个项目邀请了多领域的专家进行讲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要知道,很多经典文化,包括古董、文本等,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往往不太有吸引力,或者说年轻人也很难进入那种所谓的‘为什么经典’这样的语境里去。但是,所有的经典,包括现代的经典,比如LV、奔驰等,包括古代的经典,比如故宫、敦煌里面的这些艺术品,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其背后的道理是共通的。我们请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可以说是全世界顶级的专家来,在这个领域上,代领大家进入我们的传统文化内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伟大、精致、深刻或者是思想的高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创造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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