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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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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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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展现中华文明广度与深度(图)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考古现场
井头山遗址现场
井头山遗址出土木制工具
血渭一号墓现场
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
双槐树遗址出土彩陶罐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书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木牍
双槐树遗址出土彩陶

  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论坛上揭晓了“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从时间维度到地域跨度,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一次次向世人展示中华文明的广度与深度。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

  中华史前先民这样“靠海吃海”

  生活在距今8300—7800年的沿海中华先民,他们吃什么?使用怎样的木质工具?以往的考古发现,仅仅能通过一些遗迹和残骸进行推测。而此次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却将麻栎果、橡子和核桃等干果,桨、矛等木制工具,筐、篓、篮、席等极易朽坏的编制物,以近乎“新鲜”“新制”的样貌呈现出来。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300—7800年,经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遗址被埋在5—10米深的淤泥之下。由于建设施工,地层深处的部分遗迹现于地表,被当地村民报告给恰巧在周边进行考古勘探的孙国平。孙国平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这些星星点点的遗迹让他眼前一亮,职业敏感让他有一种预感,这个遗址不简单。

  在多个部门的努力协调下,考古人员在发掘区建造了一个750平方米的大型钢结构基坑,用以支撑发掘区的四壁,保证安全。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出土的大量海生蚶、牡蛎、海螺、蛤、蛏和鱼类骨骼,展现出古余姚人对海洋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该遗址成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和探索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要地点。由于遗址深埋在海底淤泥之下,隔绝空气且湿润的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物得以保存:麻栎果、橡子和核桃等干果状态“新鲜”,桨、矛等木制工具如同新制,筐、篓、篮、席等极易朽坏的编制物也相当完整。

  该遗址的发掘研究成果,将当地人文历史源头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不仅对完善中华史前文化序列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而且该遗址为探讨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海洋文化人群的扩散以及遍及太平洋诸岛的南岛语族的形成,提供了改变以往认知的重要新资料。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河洛古国”见证中华史前文明灿烂转折

  河南巩义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为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兴起于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持续发展到仰韶晚期。

  这些遗迹,是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围绕大型建筑、形成封闭空间的院落。其中,一号院落面积为1300平方米,内有面积达308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双槐树遗址“一门三道”的特殊结构,也与此后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一致,凸显了其源头性。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该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曲度一致,时代相叠,互不打破,工程量巨大,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一定的人文理念。可以说,双槐树遗址开启了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先河,被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和宫殿建筑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该遗址出土的可能摆放成特定形状的瓮棺葬、牙雕家蚕也表明了其特殊地位,证明5300多年前,中原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有学者认为,当时已形成以该遗址为中心的“河洛古国”。距今5300年前后正是中国史前时代的灿烂转折期,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或出现大型仪式性建筑,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上层社会墓葬。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原腹心地带的社会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基因。

  湖北武汉郭元咀铸铜遗址

  商代人努力开发长江铜矿带

  湖北武汉郭元咀铸铜遗址保存面积不大,但提供了商代中期努力掌控长江流域铜矿的新证据。该遗址发掘出土大量与铸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包括铸铜炉基、铜渣、陶范和坩埚等,表明遗址内进行过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筑三类冶金生产活动。铜渣样品经过分析,发现了高放射性铅,与河南安阳洹北商城等商代都邑遗址类似,说明两地金属资源一致,可能均为鄂东长江铜矿带。

  日前,三星堆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揭示了古蜀地区与商王朝的紧密交流,同样灿烂的青铜文化各有特色却呈现出相似的技术特性。在以往的考古实践研究中,中华青铜文明是如何发源的?从哪里发源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主流观点是这种发源一定与铜矿带有关。近年来,包括中条山矿冶遗址、郭元咀铸铜遗址的发现,对揭示商代青铜铸造的组织、原料的运输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

  周人的西部世界比文献记载广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为西周时期的城址,面积86万平方米,有内外两重环壕。2018年以来,经连续发掘,收获丰硕。在高等级墓葬区发掘墓葬38座,包括2座“甲”字形大墓。其中,最大的13号墓,口长7米、宽6米、深7米,墓道长16米、宽4米,二层台和椁板顶放置了已拆卸的马车,出土各类青铜车器。各等级墓葬中随葬了青铜礼器、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和费昂斯珠、绿松石及玛瑙珠等饰品。铸铜作坊区中出土了坩埚残块、陶范、铜渣和石制工具等与铸铜活动相关的遗物。尤为重要的是,墓葬填土和遗址灰坑中发现了多件刻字卜骨,总计150余字,内容涉及国族、与戎人的战争。

  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丰富的出土文物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

  姚河塬遗址内发现的较多刘家文化类遗存,以及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寺洼文化因素等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为世人展现了周王朝控制之下的“西部世界”,提示我们要在超出文献记载的更广阔背景下理解西周王朝的形成。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展现唐代戍边战士生活场景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孔雀河北岸,与其余10座唐代烽燧一起,呈东西向分布,绵延150公里,成为焉耆镇所属军事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以土坯夹芦苇草和胡杨立木垒砌而成,底边残长8米、通高约7米。目前已累计清理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368件(组),其中包括文书(纸文书、木简、帛书、刻辞等)861件。

  遗址中出土的这批纸文书、木简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经初步释读,确认该烽燧为“游弈所”级的军事机构驻地,文书中的一部分为其与下辖各烽铺及上级管理机构之间的军事文书,详细记录了孔雀河沿线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另有授勋告身、账单、私人信札、书籍册页、文学作品等内容。出土木牍保存完整、字迹清晰,记载了“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尚为国内首次发现。

  唐咸亨元年(670)后,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浑地区,焉耆东境处于军事要冲,孔雀河一线各级军事设施正是在此背景下修筑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实证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

  吐谷浑王陵展示民族文化交融风貌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都兰县热水乡乌苏河海拔3400—3500米的南北两岸。其中,血渭一号墓规模最大,其完整的墓园更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墓园建筑由茔墙、封土、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面积近1000平方米。大墓的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二层台、殉牲坑、三层台、砾石层、四层台、五神殿墓室组成。台阶状墓道内有殉马坑,殉马六匹。

  墓圹平面近方形,填土中发现殉人。墓道及甬道随葬有大量的绿松石、金箔、镶嵌绿松石的金象、彩绘人形木牌、金包木等,主墓室内随葬有金、银、铁、漆木、皮革、玉石、海螺等器物,并在祭台上的漆盘内发现未炭化的葡萄籽若干。其中出土银印章一枚,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有学者据此认为,该墓之主即《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所记之“莫贺吐浑可汗”,其母后即在689年下嫁吐谷浑王的吐蕃公主墀邦。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另外,该墓地出土的马具、铜甲、铁甲、漆甲等,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吻合,对研究该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工艺、生产技术、组织形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此次出土的随葬品兼具中原、吐蕃、粟特、波斯和印度佛教因素,生动展示了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的风貌。有学者将此项发掘誉为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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