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满庭芳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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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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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丛话
隐身幕后(十九)
人生是一个圆(图)
航鹰

  人们常说老人对眼前的事记不住对过去的事忘不了,还真是这样。“隐身幕后”这组文章即将收尾之时,倏地忆起往昔一个细节:1959年8月3日清晨,小雨,我去天津人艺报到。黄色桐油布包裹着行李,网兜兜着洗脸盆洗漱用具。换乘了两路公共汽车在用炉灰渣子铺成的气象台路下车,我问路才知向前方还要拐到石子小路平山道。只见马路对面来了个骑车人,问我是不是去人艺报到的新学员。他调转车头执意帮我驮行李陪我到剧院门口,才转身骑车去办事了。后来我才认识他,竟然是副院长刘朋,也是一位进城干部!事儿虽然不大,却为一个15岁女孩独自走上社会挥洒出第一笔温馨的色彩。

  因为我8岁时父母就离异了,我是和《简·爱》女主人公一样在寄宿学校长大的,表面顽皮大胆,内心脆弱敏感,渴望友情温情。性格有些怪癖,绝不怕别人对我坏,却受不了别人对我好。滴水之恩,虽然不一定有报答之机,却牢牢久记。好人忘不了,坏人恶人早已蔑视、漠视、忽略。有我这种心态也是一种福气,常常感恩自己这辈子一路遇天使!

  有人说我是文坛福将,一点儿也不假,我的黄金年华正巧赶上了剧院的黄金巅峰时期。剧院领导、导演、主演、美术设计师们都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专家,也带出了我们这一代精兵强将。我最大的福气还在于虽然身处“政治运动”年代,但剧院前身是解放区“铁血剧社”,是一个“革命阵地”,为我们支撑了“红色保护伞”。赵路院长曾在电影《白毛女》中饰演赵大叔,赵柯、张学新、刘朋几位副院长也都是跟随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城的老革命干部。赵路院长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成为苏联专家列斯里导演的高徒。我的恩师石路也是“进城干部”,又去中央戏剧学院师从苏联舞台美术专家雷可夫。“阶级斗争”推手们总是批判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而剧院领导则戴着“又红又专”的桂冠,他们的光环又为我们年轻人的成长铺洒了比较宽松的“小环境”。

  剧院的“小环境”有多么宽松,举一个生动的例证:某年某局把当年没收的敌伪财产──一整套电唱机及唱片“分配”给了剧院。音响效果专家韩奕章一看高兴坏了,进口电唱机装在下面有音箱的大柜子里,还有几百张15寸黑胶老唱片,录制的全都是中外名曲,其中也有美国现代音乐,爵士乐、乡村音乐……舞美队和演员队的音乐迷们听说了有这等宝贝,经常央求老韩行个方便,大家约在一起关上房门偷偷地听曲子。谁能设想,在那个“阶级斗争”严酷的岁月,中国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背景下,剧院领导竟对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拥有这般优越的学习环境,如此浓厚的艺术氛围,因此我们总说自己太幸运了!

  对于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为艺术献身”真不是一句空话。大家的工资都很微薄,我们毕业不久的学员每月42.5元,主要演员月薪也不到一百元,每场演出只发两角钱夜宵费。谁都不计较收入,剧院里的人似乎都有一股戏瘾。那个时代也没有“娱乐至死”的观念。我喜欢排戏演戏舞美制作那种永远“过家家”的氛围,但我们不认为那是娱乐,而是严肃的为之献身的事业。当年的票价前排座8角中排6角后排4角,虽说对于工薪阶层的收入(二级工均为42元左右)来说票价不菲,但各单位工会都很活跃,每有新戏工会都用会费包场。也有比较富裕的知识阶层“话剧迷”,自费买票“追剧”,一追十几年。

  在交通阻隔的古代,东方与西方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创造了戏剧艺术。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戏剧,特别是大型剧目的公演是最为崇高的一门艺术。崇高在于它是由一群艺术家集体创作的综合性艺术;崇高还在于它是由观众共同参加的一次性现场艺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即使是电视直播,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体会不到剧场演出时台上台下几千个活生生的人在情感上的共享与共鸣。同一部戏即使演出几百场,每一场演出也是各自独特的,演戏与看戏的人同时耗费了生命中的两个小时,是不可追回的,此情可待成追忆。每一场演出都是稍纵即逝的,演员的表演,观众的现场反应,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台上演员之间的交流,都像地球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因而每场演出都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

  西方国家的观众去剧院观看演出都要盛装出席,既表达对演职员的尊重,也表达了对那些同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的观众的尊重。

  我改行当编剧也多亏了各位艺术前辈的提携,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文革”尚未结束,剧院领导颇有远见地为抓“一剧之本”培养创作人才。听说赵路导演(当时他还没恢复院长职务)在会上推荐我时说:“那个小家伙聪明!”负责抓剧本创作的张学新副院长本人是编剧,他若是有一丝嫉贤妒能的私心,就没有后来的“作家航鹰”了。但他是个没有坏心眼儿的好人,明知我这人有许多性格缺陷,是个不好管教的刺儿头,仍然同意我进创作组。石路老师在剧院和后来派我去进修的天津工艺美术学院舞台美术班都是班主任,他给予我的恩情不只是曾把我当做重点培养的美术人才。剧院领导提出调我当编剧时,他很大度地舍弃舞美队局部利益“放”了我,成全了我的文学梦。

  我从1959年至1970年从事舞台美术工作(“文革”期间中断5年),那段岁月人与艺术都很青涩,这组文章记述了我人生的黄金年华。三十多年以后,我在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时,亲手参与布置展览的设计和制作。文学界人士说我不务正业,殊不知我的原本专业就是“行为美术”。人生是一个圆,又转回到原点,感觉自己重返青少年时代,干起了老本行!由于经费拮据,我始终带领年轻的团队“手工布展”。很多参观者看了建议采用“声光电”,都因场地狭小展品拥挤无法实现。不料,外国人来看了却惊叹展览的“奢侈”:你们怎么用得起人工?这些手工展品太美妙了!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

  当然,舞台美术的技术创新、高科技化是时代前进的潮流,不能停留在我们拍《启明星》时在纸板上刻星星的原始状态。然而,我一直期望剧场艺术的传统手法,不要完全被“高科技”所颠覆。尤其是舞台美术的创作,在不断吸收现代新技术的同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手工制作、人工创造之个性,之独特的“这一个”。只有以“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才能保住剧场高雅艺术的特质,应对文化市场过分商业化、趋利化、庸俗化的潮流,才能避免沦为“快餐文化”速生速灭被人遗忘的噩运。我甚至认为,剧场艺术,特别是几百年来经典剧目的舞台美术传统表现手法,可以纳入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让古老的戏剧艺术不走样不贬值地传承下去。

  这组文章原先只是忆述我年轻时“隐身幕后”的剧院生涯,写着写着自然而然记挂起一位又一位前辈、同行、发小儿、老朋友,认识这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我的荣幸,他们使我的青葱岁月变得多姿多彩。提起他们的大名不是要列名人榜,而是想说咱天津曾经是一座多么辉煌的艺术之城。

  如果按年龄划分,我们把来自解放区的老文艺战士和天津本土老艺人尊为老一辈文艺家,相比后辈“新世纪新生代”来说,权且把我们这些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出校门的人归为“中生代文艺家群”。虽说如今这群人也老了,但我们的作品迸发期巅峰期定格于“中生代”了──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岁月。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我们的艺术天性,焕发了我们的创作激情。无论是从人数还是社会影响来说,天津的文艺繁荣都是在全国响当当的。如果我还年轻力壮,真想组建一个艺术家“口述历史”课题组,忠实地记录下来(趁着他们还)健在的老艺术家们的记忆。希望从事天津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们,充分重视“中生代文艺家群”现象的成因、成果、历史影响,写出生动具体,具有人文精神与学术含金量的天津艺术史,为城市重铸辉煌提供鉴镜。

  这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石路老师,石容贞导演、学长高长德、梁松、刘鑫,学弟许瑞生、杜仲华的指教帮助。我很钦佩资深编辑罗文华,他独具慧眼,看好当年我那段“隐身幕后”的经历,鼓励我写出来,并与我反复讨论内容、提出修改意见。感激各位师友,在此一并鸣谢!

  题图:龚崇韵

  航鹰女士的系列文章“隐身幕后”至此刊发完毕,下期开始刊发系列文章“天津解放的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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