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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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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祝勇 “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图)
文 张艺桐
祝勇 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著有《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故宫六百年》等。

  印象

  通过文字来驾驭

  一座伟大的建筑

  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都成为文学经典,这些作品给了祝勇很大鼓舞,“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文字不仅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构成了一座建筑。”

  近些年,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祝勇沉潜进故宫的时间和空间里,他遨游着,书写着,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用文字表达故宫的典故与传奇。关乎故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硕果累累之势,在纸上描绘出一座文学的紫禁城。2020年是故宫建成六百年,祝勇自然不会沉默。他早早准备,从2014年初冬开始,写下了第一行字,写完《故宫六百年》,前后用了将近五年。这一次,他再次调动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文学功力,心心念念的情愫,将个人对紫禁城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祝勇持续进行故宫书写系列的集大成之作。

  紫禁城够大,六百年太长。面对这座凝结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之城,走进这座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的故宫,人容易显得无力,乃至失语。祝勇深有感受并想好对策:“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

  写城如同建城。祝勇在书中俨然一名故宫的高级向导,他选择移步换景的方法,在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他把故宫“分割”成许多个空间,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的宫殿。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当大家跟随着他的文字,走完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会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对故宫的博大了如指掌的祝勇,也对自己的书写保持了冷静:“这是一座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城,这是一座拒绝总结的城,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它的一个局部、一个侧影。它不是一句话、 一个颜色、一个形象,甚至不可能是一本书。”

  历史太过生动

  坐在书斋里编不出来

  记者:您已经出版过多部关于故宫的书,比如《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本《故宫六百年》与此前的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祝勇:《故宫六百年》是一部综合之书、一部宏观全景式的作品,讲述到故宫(紫禁城)六百年的历史,涉及故宫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筑、事件、人物、文物等。相比之下,我以前的作品,谈故宫古物,谈隐秘角落,甚至透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讲苏东坡,都是故宫的某一个侧面。故宫广阔浩大、繁杂无边,一本书收纳六百年,很难。《故宫里的大怪兽》作者常怡在《故宫六百年》“云首发”连线时说,写这样一本书需要勇气,我说,我胆大。

  但光胆大不行,还要心细。首先要解决结构问题,写故宫,和建故宫是一样的,都要先解决结构问题。结构想好了,就成功了一半。然后,需要细节来支撑,它才不会大而无当。我查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这座宫殿才不会是空寂的宫殿,而是有人在活动,也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亲切可感。比如在《养心垂帘》那一章,我写曾国藩走进紫禁城,到养心殿见慈禧太后,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彼此的对话,表面上温文尔雅,波澜不惊,实际上波谲云诡,充满了试探和角力。这不是我编的,而是来自真实的历史记录。历史本身太过生动,我们坐在书斋里编不出来,因此我一直认为,非虚构比虚构更有力量。

  记者:在《故宫六百年》中,您在思考短暂与永恒,建筑与藏品,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政治与文化,皇家与民间,这其中蕴涵着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那么您认为写故宫的难度在哪?

  祝勇:写故宫的书,不能停留在叙事的平面上,满足于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拎”起来,有形而上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我们对历史的表达,一定要有自己的历史观,这样文本才有唯一性。写作者要有问题意识,有能力提出问题,然后再解决这些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故宫是什么,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系上去写,是写王朝的故宫,还是写文化的故宫,这“两个故宫”到底是什么关系,故宫六百年,充斥着善与恶,如何看待这些善与这些恶,等等。这些问题想不清楚,整本书都是白写。这些我都在书里作了回答。

  写故宫就像建造故宫

  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

  记者:书中诗意的语言段落特别多,比如“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您如何理解历史建筑的诗意?

  祝勇:我对历史的叙述,一直保持着文学的风格。我并没有刻意考虑诗意的语言,这可能是我多年写作形成的习惯,我不喜欢以白开水似的语言讲述历史,那其实还停留在业余写作的阶段。语言是写作的基础材料,一个好文本的打造,语言首先要过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正像紫禁城的建造,每一个细节都应当精益求精。

  记者:这本书“超文体”的特征明显,以大散文为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写法,您如何定位“散文”“非虚构写作”?

  祝勇:其实我也没有受这些文体概念的束缚,我认为写好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丢掉条条框框,才能写得酣畅,写得自由。这部《故宫六百年》,延续了我一贯的散文写法,但它整体上又不像散文,也不像非虚构或纪实文学,很难归类。假若拿去评奖,实在不知道该评个什么奖,所以《当代》杂志给了我一个文学拉力赛总冠军,只笼统地说是“长篇作品总冠军”,至于是长篇什么,他们没有说,也没法说。我理解他们的“苦衷”。至于你说,《故宫六百年》以大散文为主,诗歌穿插,又带着小说的情节,只是小说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虚构,是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它是一支交响乐,是由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部联袂完成的,因此才能具有一种气势磅礴的力量。

  记者:您在故宫工作,一直写故宫,拍故宫,日日与故宫相处,那么写起故宫来仍觉得很难吗?

  祝勇:故宫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存在,它本身就是“跨界”的,要把许多学科打通,否则只能一叶障目。这决定了这次写作必然是“综合写作”,这个文本是“综合文本”,丰富而庞杂,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才能游刃有余。这就像故宫本身一样,它内部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宫殿楼阁、水榭山馆一应俱全,但彼此并不“打架”,相反形成了一种大和谐。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和”的力量。故宫三大殿分别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是故宫文化的核心。

  故宫在数百年间

  积聚了深厚的文化能量

  记者:您曾经说,在故宫博物院里工作,“气息跟外面不一样。心非常静。有人说,故宫有自己的时间。我深有感受。”现在这个时代节奏匆忙,故宫对您起到了怎样的滋养作用?

  祝勇:曾写过《再见故宫》的女作家安意如跟我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说,这得之于故宫的滋养。紫禁城在数百年间积聚了深厚的文化能量,这些能量释放出来,我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充分汲取到这样的能量。我在《故宫六百年》里说了,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我们文明中真善美的赐予。这些美的创造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与他们相隔数百年,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所以故宫是养气的,我们说修养,修是主动的修行,养则依赖客观环境,在这方面,我作为故宫一名工作人员,深感幸运。

  记者:现在故宫游很热门,也被越来越广泛的普通人所了解、走近,成了“网红”。但是其实要真读懂故宫,还需要读书和思考,您有怎样的建议?

  祝勇: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故宫研究院,我原来负责的研究所叫影视研究所,前不久改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影视研究所,原来比较注重故宫题材影视作品的策划,比如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一些,包括我这些年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进行演讲,都是故宫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有朋友问我,故宫这几年为什么这么热?我想这首先因为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超过186万件(套),许多文物天下独绝,比如李白书法真迹,全世界只有一张,就是故宫博物院藏《上阳台帖》。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故宫魅力的最主要的来源。

  故宫博物院这几年通过新媒体,以全新方式传播故宫文化,产生了巨大成效。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博物馆(在端门上)、微信“微故宫”、VR、纪录片、综艺、“云直播”,还有我们与苹果公司合作研发的《韩熙载夜宴图》APP,我也参加了此项研发,这些都颇受欢迎,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在这方面,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先行者,有勇气,有魄力,有担当。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戏说,不能随意演绎,而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所以王旭东院长提出:“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

  记者:《故宫六百年》在直播平台举行“云首发”,累计观看人数超1800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12万人,直播账号涨粉率超300%,您预先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热度吗?

  祝勇:说实话,这让我这个长期依赖纸媒的写作者,体验了新媒体的威力。当然,真正了解故宫,不能完全依赖新媒体。新媒体起到宣传的作用,要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依然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新媒体实现传播的广度,阅读则可以抵达思想的深度。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变成只有信息、没有思想的时代。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读书推荐语:“没有什么事情,比读书更能体现‘静水流深’这四个字的含义。”

  祝勇谈故宫

  故宫凝聚了

  中华文明之美

  我很幸运,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且把故宫当作我一生的写作资源。对故宫的书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回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回看我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走过的路。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如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我非常喜欢故宫的这种安静。偶尔在院里走路,会遇上哪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故宫里各门类的专家都有,每个学者都有他的领域。“所见皆是师”,而且互相平等,不论老幼,不论地位高低,和谐友善。我珍视这个环境,觉得很温暖。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不会火爆,也火爆不了,但静水流深,很安静很长远。

  故宫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我们的美与善,也照见了我们的丑与恶。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情有独钟;而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在故宫,依然可以找得见日常生活,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不仅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

  故宫就像一个迷宫,复杂而深邃,故宫的存在本身就带有悬念,当我们解开了一个悬念,就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悬念跟在后面。总之在故宫,我觉得我了解得越多,就发现自己了解得越少,它使我处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中。

  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殿,在它背后,是五百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重建,直到它六百岁生日时,大修才真正完成,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留给下一个六百年。这是一项持续了六百年的工程。就像横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仆后继地持续了两千多年。敦煌莫高窟,自南北朝至元朝,也经历了一千年层层累聚。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成为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新陈代谢的生命体。

  故宫到底是什么?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真与善的赐予。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就像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与病变细胞的博弈一样。在这样的博弈中,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

  故宫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样本,足以支撑我的写作道路一直走下去。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它,而永远不知疲倦。故宫滋养着我的写作,让它日益枝繁叶茂。我相信我的写作也一直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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