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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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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辽金时期的天津(图)
本报记者 胡春萌
金白釉赭彩四系罐
辽绿釉马镫壶
宋磁州窑划花纹灯
宋“骁骑右第二指挥第四都记”铜印
辽鎏金铜小鱼
辽刻花玻璃瓶
辽绿玻璃葫芦瓶
辽水晶龟
  一提到天津的城市历史,通常人们会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筑城说起。然而,一座城市的出现与繁荣,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辽与金,是中国古代北方由契丹、女真建立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北南对峙。在天津这片土地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融合,勾勒出天津在这一时期的独特历史面貌,也为此后天津城市文化的孕育贡献了“基因”。

  《交融肇兴──辽金时期的天津》展览正在天津博物馆举办,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探寻天津发轫之时。

  海河曾经是辽与宋的界河

  你知道吗?天津人的母亲河海河,曾经是宋辽两国的界河。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政权,此后,辽和北宋在天津地区以海河为界,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

  作为边关,这片土地自然免不了战火洗礼。展厅中,一支生锈的辽铁矛成为残酷战争的见证。北宋为抵御辽,将沿界河的洼淀连接起来,修成一道西起太行山脚下,东到泥沽海口的塘泊防线。并在防线险厄处设置一系列“铺”“寨”等军事据点。其中一些寨名一直沿用至今,如,泥姑(沽)、小南河、当城、沙窝、独流、双港等。

  一枚出土于蓟州区城关南门的“骁骑右第二指挥第四都记”铜印,成为今存辽灭亡前宋朝统治燕山府留下的唯一证物。

  宋辽的对峙导致南北阻隔,使得一些家庭骨肉分离。武清区李佬村出土的辽应历十四年(964年)的赵氏夫人墓志,记述了赵氏夫人对家人的思念:赵氏家住燕京(今北京),长子在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长女、次子和次女在钧州(今湖北均县),长孙在儒州缙山县(今北京延庆);丈夫随长子居住,死后难返故土,一家人终不能团聚。

  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刘翔说:虽然战争是研究辽与宋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客观来讲,两者和平相处的时间还是远大于交战时期,两国老百姓可以通过设置在边界附近的榷场进行商品交换。文化也在这样的商业往来中互相传播、影响。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蓟州区独乐寺塔上层塔室发现了一件辽代刻花玻璃瓶。经分析,这件器物为钠钙玻璃(中国古代多为铅钡玻璃),与一般伊斯兰玻璃成分相似,器型小口长颈大肚,有花瓣形刻纹。该瓶与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现存十世纪水瓶相似,应为伊斯兰玻璃器,是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的重要证物。

  辽是崇尚佛教的政权,为了传播佛教文化,在境内兴建大量寺庙,包括边境地区。如独乐寺、天成寺、大千佛顶寺等,天津范围内现能追溯到的辽代佛寺即有19处,另有独立或不知所属佛寺的佛塔(或墓塔)7处,经幢4处,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

  八百年前已是首都门户

  很多人认为,天津从明朝后才开始承担京师门户的职能,实际上,早在金代,这片土地已经承担起这项重任。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金与南宋,以淮河和大散关作为分界。1153年金迁都燕京(今北京),1161年定为中都。

  刘翔认为,金这一举措,对天津后续的发展影响巨大,这片土地从地处边关、默默无闻的村庄聚落,上升为首都门户,且身处金政权腹地、扼守南北交通的要地,一下子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快车道。

  自古以来,天津地区制盐业一直存在,但是地处边陲发展较慢。金时期为供应首都需求进一步发展。公元1172年,因盐业发展的需要,金朝在武清县北设置宝坻县,“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为曰宝坻”,还在此设“宝坻盐使司”,统管河间至山海关一带盐务。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整顿盐政,设立了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北京、辽东七个盐司。宝坻生产的盐主要销往京畿,由于此一带经济发展迅速,销售量大,七盐司上交的盐税排名,宝坻排第三。

  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流通迅速、量大。金代流通的钱币有铜钱、交钞和银币三种。金境内由于铜矿资源不足,政府不仅从民间大量搜刮铜器,同时实行铜禁政策。随着南宋也禁止铜钱流出,金境内除了前朝旧币外,还铸造过铁钱。然而中都的钱荒问题仍然日益严重。于是,1154年金政权推行纸币──交钞。这也是国家铜钱量少不敷用的结果。钞面有以贯为单位的五种大钞和以文为单位的五种小钞。此次展出陈列了一张金贞祐三年十贯钞版拓片。

  先有天津河后有天津卫

  金章宗完颜璟是金朝第六位皇帝,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举措,如废除奴隶制、限制女真特权、保护封建农业、允许蕃汉通婚、尊孔重教、修备法典等,加快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文化经济进一步繁荣。金章宗1205年下达的一项诏令,更是对天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大批南来的物资要由水路运抵中都,使得天津地区河道两岸的漕运进一步发展。一开始,金王朝利用永济渠旧道将漕粮运往中都,水路由独流经霸县到中都。后来,永济渠旧道逐渐淤塞,且难于疏浚。金章宗下令改凿永济河北段,永济河由独流改道,向东经天津三岔河口,再流向通州。由三岔河口至通州的运河曾被称作“天津河”。

  刘翔介绍:目前,大部分人都认为天津的地名来自于朱棣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为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还有一种观点,则是认为天津地名起源于“天津河”。这现在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天津”二字在“天津河”中出现的时间,确实是早于作为城市名出现的。

  天津河历史上是通向北京的重要漕运河道,由此,在三岔河口聚集了大量的以漕运为业的人群,成为首都的漕运枢纽。天津河和三岔河口对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农业、工业及城市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次展览展示了多件由武清区齐庄遗址出土的金代文物,考古发掘表明,这一地点金元以前为墓地,金元时期变为规模较大的生活区,应该与天津河的开凿、维护有关。

  为保障中都以及漕、盐储运的安全,金宣宗先在附近的武清县和柳口镇(今杨柳青镇)派出“巡检”,率兵戍守。后在此建立“直沽寨”。从此三岔河口由单纯的漕运枢纽开始发展为漕运与军事相结合的重镇。“直沽”二字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正式名称。

  刘翔说:直沽寨作为军事建制在文献上出现,但是具体地点,还没有对应考古学发现予以佐证。这也是一个研究课题。不过,天津有大小直沽之说,大直沽在天津卫“东南十里”,小直沽在天津旧城东门附近,历史上都曾在漕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元代又在直沽寨的基础上设置“海津镇”,明代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揭开了天津城市发展新的一页。

  “历史上有记录的黄河八次入海改道,有3次在海河流域,再加上海侵,所以较早的古代,天津地区是很难形成大的村镇聚落的。正因辽金,准确讲更多是因为金的政策──迁都,天津地区才得以发展,以至于影响了元明清时期北京、天津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天津发轫于辽金时期。”刘翔表示,“此次展览是于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展的。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多元包容,这与天津城市性格是非常契合的。从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融合,到漕运发展带来的地域文化交流,以至于近代开埠中西文化交融,天津这座城市一直是以多元包容的姿态来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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