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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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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汪曾祺长子分享父亲鲜为人知的趣事
没词儿,是我家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图)
口述 汪朗 整理 仇宇浩
汪曾祺
  今年3月5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百年诞辰,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汪朗分享了父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在他的叙述中,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变得更加鲜活,如同他的文字一样别具魅力。

  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

  “没大没小”中充满人情味儿

  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儿参加活动时很少跟人较劲,不会你说东我说西,跟你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候还经常抖点儿小机灵,说一两个笑话,逗大家哈哈一笑。他和年轻的作家关系尤其好,这些年轻作家都挺喜欢他的。

  其实这个老头儿既有随和的一面,也有认死理的时候,有时相当固执,这一点可能我们家人理解得更深刻。老头儿在家里脾气挺好,很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我们家从来不是严父慈母,而是倒过来,慈父严母,我妈的管教很厉害,老头儿很温和。由于他脾气比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来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他总是排在我们家几口人的最后,刚结婚的时候肯定他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有了孙女、外孙女,他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们家没养猫和狗,要不然他还得往后排。

  老头儿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最初是我妈叫,我妈叫理所应当,叫着也比较亲近。后来我们几个兄妹叫,低了一辈也还马马虎虎。再后来就是他的孙女和外孙女也跟着叫,外孙女刚开始说话不利索的时候就开始“老头儿、老头儿”地叫上了,他都乐呵呵地答应,好像这个“老头儿”就是叫他,他就该叫“老头儿”。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我丈母娘当年到我们家,回去跟我爱人说,慧慧(我女儿)怎么管爷爷叫老头儿啊?简直没大没小。老头儿听到以后哈哈大笑,全然不以为意,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法,这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管我叫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儿条直,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儿童心。”

  孙女和外孙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头儿,还经常给他上课,对他的文章说三道四。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聊老头儿的作品,大家都说的是好话,只有他孙女汪慧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好,没词儿。”当时她上小学五年级,老师让他们从文学作品里找点儿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于是她找了老头儿的书翻了一溜够,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于是很生气。她表妹比她低一级,也在一旁敲边鼓,慢腾腾地说:“就是嘛,中心思想一点儿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按照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老头儿听完一点儿不生气,还哈哈笑,嘴里一再重复着:“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儿多得很,真是才气纵横,看着都费劲,要是看人文社出的《汪曾祺全集》他的早期作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词汇。但是慢慢地,他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朴素,这也跟他对文学和文字的理解不断加深有关,所以花花词儿越来越少,文章反而变得更有味道。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

  老头儿的文章和画作

  常被家人横挑鼻子竖挑眼

  老头儿平时喜欢画两笔画,这成了他的孙辈们“批判”的目标。一次画了一幅荷花,两个小孩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说,荷花应该长在水里,怎么看不出来?就两个秆子在那干杵着,咱们给他添上吧。于是她们在老头儿的荷花下边添了几道水纹,然后看了看说,这个画怎么右边空那么大地方,给它添上两朵花吧。又给画上两朵荷花。本来老头儿好好的一幅画,给弄得全不成样子了。可是老头儿看完以后一点儿不生气,好像没这么一回事似的。这幅画一直扔在那没人管,前一段我们家收拾东西把这个画给找出来,一看还挺有意思的,这可能是他唯一和孙子辈合作的作品,于是我们把它给裱了裱,准备挂起来看着玩儿。

  还有一次过春节,大人带着两个小孩去逛商店,小孩商量给老头儿带件礼物,一个特别小的鸟窝模型。孩子认真地跟老头儿说,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梗着,一条腿跷着,一点儿也不像,给你买一只好看的鸟,你以后照着好好画。老头儿笑呵呵地把这个鸟窝放进书柜,虽然他以后画的鸟还是瞪着眼睛、梗着脖子,但鸟窝一直在那留着。

  老头儿写完文章经常要给我们看一看,我们从文学上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能在文学之外的细枝末节上横挑鼻子竖挑眼,有时候也闹些小笑话。比如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小说《陈小手》,是《故里三陈》里面最短、最经典的一篇,里边有一段话:“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我妈妈看完一本正经地说:“这不科学,没有一个产科医生单凭一双手就能解决难产问题,都要使用药物和器械。”我妈在家里是绝对的一把手,原来在新华社又是搞医学报道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老头儿难以招架,只好不情愿地在后面加了个括号,里面写着“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现在每次我看《陈小手》里的这个括号就想笑,好端端的文学作品,差点儿让我们这些外行改成了科普文章。

  他想把生活中的美好

  加以放大呈现给读者

  60岁以后,他在文坛上有些影响,也给人写评论,因为名气大了,找他的人也比较多。但是老头儿写书评、序言,有一条原则,绝对不添油加醋,绝对不会把他看不上的地方说成优点。最典型的是,他跟林斤澜和邓友梅两个叔叔关系特别好,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但他给他们的文章写评论,也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甭管是谁写的,他都不会说一句好话。林斤澜叔叔后来在写作上有很多变革和尝试,有时文字可能有些涩,老头儿对这个不太赞同,但他也不明说。有一次他受人之托,写了一篇关于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评论,当然给了比较高的评价和肯定,但最后很委婉地说:“斤澜的语言越来越涩,我觉得斤澜不妨把他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拉,更顺一些,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近一些,顺和涩可以统一起来,斤澜有意使读者陌生,但还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陌生和亲切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读者觉得更亲切一些,不好吗……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我每次看到这儿,都觉得老头儿还真是对林叔叔情深义重,一句珍重饱含了真情,也表明了态度,这样的交往才是真朋友。

  对自己的作品,老头儿十分固执,往往是想透了再动笔,轻易不修改。老头儿和林斤澜的关系很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经常请林叔叔到我们家喝酒,两人结伴到各地讲课。他去世后,我们每年春节都去林斤澜家拜年聊天,林叔叔说老头儿给他作品提的意见,他基本都改了,但他给老头儿提的建议,老头儿基本都不听。比如说老头儿写过一篇《黄油烙饼》,说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林斤澜建议把“三级干部吃饭”改成“三级干部会餐”,因为当时流行“会餐”这个词。老头儿很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改。他没跟林叔叔说原因,我猜想他这篇小说是以8岁农村孩子萧胜的视角去观察,而这样的孩子,头脑中不会有“会餐”这样的词汇,因此只能用吃饭。

  《黄油烙饼》中还有一段,写萧胜和爸爸到坝上的见闻,写到萧胜看到一片马兰花,“这一大片马兰,他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个梦里。”老头儿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萧胜是一个城市里的孩子,他看到这片马兰的感觉就应该是进入一个童话世界,但8岁的农村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词汇,因此只能写成“他像在一个梦里”。

  汪曾祺写作这么抠字眼儿,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一句教诲,那就是贴到人物写。对于这一点,老头儿有许多阐述,其中有一点是说:“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世界。”

  后来老头儿写过一篇散文叫《随遇而安》,回忆当年,起猪圈、刨冻粪、扛170斤的麻袋……这些活儿我都知道,因为我也插过队,都是苦活累活,那会儿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牙扛过来挺不容易,可是他在文章里从不过多渲染这些事,而是想把生活中的美好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现给读者。他写过一首诗,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一种底色,别人很难改变他,这就是汪曾祺的固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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