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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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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 写自己喜欢的就行了(图)
文 张艺桐
路内 1973年生于苏州,小说家。2007年因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受到关注,相继出版长篇小说《追随她的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天使坠落在哪里》《慈悲》《雾行者》。
  印象

  他曾是底层小人物

  在奔忙中积累素材

  2020年初,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这部长达47万字的作品,讲述了1998年至2008年打工群体的故事。那时外出打工潮风起云涌,一波一波年轻人离开家乡前往沿海工厂找工作,融入新环境,度过了青春,改变了命运。随着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打工群体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不放弃文艺的梦想。

  1973年出生的路内,在1998年至2008年度过了自己的25岁到35岁。这个年龄阶段是人生最奔忙的时期,回忆那十年,世界发生了太多让他难以忘记的大事件,比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中国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身处时代的洪流中,路内体验和品尝了初入社会的滋味。他当过钳工,维修电工,值班电工,操作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计,小职员,平面设计师,小贩,播音员,摄像师,广告文案,但是无论做什么职业,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动荡的职业生涯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一个稚嫩的文学青年快速成长为一位实力派作家。

  《雾行者》花费了路内五年时间,内容涉及十几个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书中有近百个人物。闪回式的记忆,就这样被他用一个一个词、一个一个句子捕捉住。他在不同的叙事文体、叙事人称、叙事主人公间切换,重峦叠嶂,曲折回旋。47万字,五个气息绵长的章节,每章容量相当于一部小长篇。小说步调时而奇特,时而忧郁,集合梦境、寓言、当代现实、小说素材、文学批评多种文体,充满内在回响,风暴般裹挟着读者,彰显出一位“70后”作家强大的文本驾驭能力和志向。

  问及这本书为什么叫《雾行者》?路内说,在无数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很多朋友就像在雾中走散了,就像一列火车开进隧道,并没有驶出来,你去隧道里寻找,发现那里空空荡荡,火车曾经冒着青烟,发出巨响,像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疾驰了很久,它不可能消失,但确确实实,你找不到它了。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类似的经验,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突然想到,多年前跟自己关系特别好的某个朋友,竟然很久没有讯息,就那么消失在各自前行的路上了。

  对青年写作者来说

  没有什么比鼓励更重要

  记者:《雾行者》小说里的文学青年参加文学活动、探讨文学创作,写得非常真实,这应该是您自己的经验之谈吧?

  路内: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互联网,我们靠写信交流,打长途电话很贵,年轻人能聚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那种场合下,友谊比爱情更可靠些。文学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刊物组织的,一种是自发的,前者吃得住得比较好些,而且类似盲测,都是刊物选人,五湖四海的,和自发的聚会不一样。前两年我参加了一次上海与台北之间的文学营活动,我腆着脸去做了回导师。参加文学营的年轻人特别好,也会争论文学问题,但总体是培养友谊。会关心对方的前程,在一种不庸俗的基调之下鼓励彼此。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鼓励更重要。

  记者:这部小说里文学青年的形象给人一种真诚、古朴的可爱感,但是现在这个词好像变味儿了。

  路内:二十几年前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所谓文艺青年不一样,那时候是某一种人,现在是一个符号。我前两天看一个电视剧,讲房产中介的,里面句句羞辱文艺女青年。我心想,连穿黑西装的房产中介都能歧视文艺女青年了。事实上,正是文艺青年在歧视文艺青年。我喜欢过去的文学青年,不是因为他们朴实,有人借了我的钱至今没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们最大的优点是有趣,任何年代这样的人总是少数。

  记者: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地理、路途的描述,有一种浪漫的诗意。这体现了怎样的审美观点?或许因为,青春总是与远方、旅行相关?

  路内:《雾行者》写了47万字,很容易被人说有文学野心。当然文学野心和世俗功利心不是一回事,但这个问题现在被混淆了。文学野心也变成了成功学。这里要谈到一个长期困扰文学界的事情,所谓的“宏大叙事”总是被叠加在文学野心上。《雾行者》并不是一部只谈论自己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写小说的人一直企图谈论自我。人和世界(自我)相处的视角,很可能不是俯瞰,而是旅行的视角,是流变的。我觉得这本书讨论的不是青春,而是“青年时代”,有点颓废,但更多的是热忱。

  记者:《雾行者》里有独特的语气和节奏风格,可能里面的故事、情节会随着时间被读者淡忘,但独一无二的语感却令人难忘。在这么长的篇幅里面保持这样的文本节奏,是很难的。

  路内: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和朋友讨论长篇小说的变奏问题。有些大长篇被比喻为交响乐的范式,但其实相当抽象,实际操作意义不大。换句话说,小说的节奏是“它自己的”节奏,在时间控制上挺难和音乐、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这些体裁对位起来。这种节奏和调性,基础是写作的手感。跟天分没多大关系,长期不写手会生,一直在状态中,就会好起来。我最强的感受是再也不会去写这样的小说了。可能是《雾行者》把我抛下,自顾奔向它的浓雾深处了。

  打工青年中不乏读书人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

  记者:打工群体多出现在新闻里,或者非虚构作品里,作为被采访的对象。很少出现在虚构的小说中。在写作中,您对这些人物是怎样的情感?

  路内:书出版后,不断有人跟我说,农民工不是这么讲话的,没这么文艺。其实,第一代出来打工的内地青年,往往是那批人中的佼佼者。尽管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会读书的、有生活阅历的,不在少数。这是二十几年前的真实状况。并且,小说总还是有虚构的,我对人物的书写是有选择性的。然后有读者就写了篇书评,说他认识的修摩托车的都会背诵席勒的诗。我就特别乐。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始终如此,有人说中国一年出产五六千部长篇小说,太多了。我觉得按人口基数,应该是五万部,别管写得好不好,写是一种权利。有些人忽视了中国的人口基数和教育水平提升之后带来的变化。

  记者:1998年至2008年这段时间的历史,被您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时候您本人是什么状态?

  路内:那是我自己二三十岁的年纪,特别有动力,当然也有抱怨。站在当下看过去,有些看法是从直观结论而来的,没有什么社会学的依据。那个年代互联网是作为亚文化出现的,最初只是少数人在玩,BBS上认识的朋友很快超过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办网站的,做电子杂志的,大部分人都没钱,瞎玩。纸媒很发达,我们都爱看报纸,爱看碟,玩电子游戏。那种热忱和亲密,是挺难得的。我当然知道,事物会被规训、重组,进入另一种结构。说起来也是可笑:你知道这些会变化,但它不是在一天之内扭转的,而是一段挺漫长的时间,然后我就40岁了。我不想让自己怀旧或卖老,非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牛,现在的年轻人不行──这种话没意思。

  记者: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您做过很多职业,但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敏感,这是怎么做到的?

  路内:我在《天使坠落在哪里》那本书里调侃自己,干过这么多职业,看起来像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其实它们都是人生的废话。在我看来,每个人的经验都挺独特的。关键是感受力,一种“自我认证”的能力,这种能力未必都需要转化成职业的、写小说的动力。一个人从事其他职业,也能做到敏感、不只关注眼前。乐观、视野开阔、持续阅读、自我教育,以及与合适的人讨论问题,种种一切吧,应该是保持这种状态的好办法。写作状态这个事特别神秘,可能到一定时间,我也写不好了。作家如果凭个人经验写作,经验总有用完的时候,凭虚构能力,也总有年老神衰的时候。我应该还能再写几年。

  尊重文学,关注社会

  尽可能不去讨论世俗成功学

  记者:现在这个时代文学要获得读者很不容易,因为大众拥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方式、精神娱乐平台、文化消费方式。在您看来,除了大众自己要觉醒,要认识到文学的独特价值之外,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作家,应该作出哪些努力?

  路内:写自己喜欢的就行了。总会有作家受到读者的喜爱,如果没人爱,那自己爱,也能写。大部分艺术作品都是这么过来的,它本意并不是为“获得读者”而来的,但它会进入一个特定维度的“市场”,推向读者。从个人角度来看,我给不出其他人什么建议,只能给自己建议。眼界再宽一点,尊重小说和文学,关注社会,写得与别人不一样,与自己既往的成功范例也保持距离,尽可能不去讨论世俗的成功学。

  记者: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当下时代直接快速的反映,但文学作品和作家,跟自己的时代还是密不可分的。作家对时代的思考会以艺术的形式渗透在其作品中,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路内:最好的小说都是带有时代回响的。我的理解是,所谓时代,并不仅仅指当下,而是从晚清到当代的历史,有的作家讲史记和春秋,话语还是指向当代。这其中有一点变数,比如诗歌,它指向语言,而不是现实。但若将语言本身理解为我们的生存现状,我们活在一个语言粗鄙陈旧的世界,需要更新,需要解构,那么诗歌也被框定进上述的社会意义中。俄国人为什么爱普希金?因为他改变了俄语,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被写成诗歌的语言,受到世界的尊重。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的写作和阅读是怎样的状态?

  路内:年前参加了新概念作文比赛,做评委,被喊去颁奖了,其中有武汉来的孩子。后来我请组委会问了一下,武汉来的孩子都安好,也就放心了。自己在家关了几天,我是可以长期不出门的人,影响不大。写不了什么东西。我到中年了,把离别的意义看得很重,不落忍。我读了一点鲁迅的杂文,读了一点古诗,有一些特别伤感的情绪。很多年前去过武汉,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

  路内与《雾行者》

  深藏对青春时代的真切怀念

  《雾行者》里的两位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是台资公司的仓库管理员。他们是无锡某大学的学生,结识于文学社,都酷爱文学且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梦想。毕业后,两人做过一阵保健品推销员,后来一起应聘美仙瓷砖公司,都成了公司储运部的外仓管理员。仓管员这个职业看似枯燥无趣,却因为公司一个有趣的规定──仓管员平均每半年需要更换一座城市──而变得具有流动性,用书中周劭的话来说,“外仓管理员的生活像星际旅行,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星球,路途是不存在的,路途是我在光速行驶中沉睡。”

  半年一轮换,全国各地跑,孤身一人守着偌大的仓库。这跟路内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相吻合。1998年,他在一家台资建材公司工作了半年,被派到南方某地看管仓库。看管仓库并不是守在仓库里,而是要外出去押货,坐在大卡车上,卡车司机们大多沉默不语,非常聪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跑了南方很多城市,见识了很多人。那时的他年轻也贫穷,公司出钱让他去外地住几个月,感觉很开心。“就是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见识到最初一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还有南方的风土人情,我就此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连川菜都会做几个。”

  有人在工厂的仓库里做保管员,也有人在工厂办公室做文员。在《雾行者》中,一个叫梅贞的女孩,1998年从重庆一所无人知晓的学院的文秘专业毕业,也去应聘美仙瓷砖公司,被安排到储运部当录入员。打工带来的经济状况好转,以及命运转机的可能,让梅贞对工作现状很知足。工厂免费食宿,统一安排宿舍,每个房间住四到八名员工,跟大学宿舍有点儿像,环境比较整洁。“有挺长一段时间,梅贞睡在自己的床铺上,觉得安心,一天又过去了,新的一天会在睡眠之后如期到达。”但是,打工毕竟没有稳定的保障,处于一种游离、漂浮的状态,仿佛随时会被赶走。加上单一重复的工作内容,自然导致人精神世界荒芜。梅贞发现她工作的厂区周围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睡在下铺的同乡女孩突然就辞职走了,她失去了在当地唯一的友谊。更糟糕的是,梅贞的哥哥在家乡出事,手术急需用钱……千禧年到来的前夕,梅夕走在厂区所在的小镇大街上,人们对未来充满莫名的期待和激动,成群结队往前走着,去看某个地方要放的烟花。她也茫然地走在人群中,寂寞,不明所以。就像在雾中迷茫地走着。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周劭在K市的海边接到公司调令,时值南方的初冬,海风沁凉,一艘货船正在离港。”小说中的人物虽然艰难而迷茫,但却散发出一种浪漫的气息。这或许深藏着路内对青春时代的真切怀念。

  那个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都还没有普及。文学青年都是靠写信交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刚发表一篇小说就受邀参加文学杂志召集的文学笔会。自己也是文学青年的路内,也怀念那些同道。跟很多文学青年一样,《雾行者》中的文学青年也有写日记的习惯。“22岁以前他热爱文学,日记里写些诗,或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22岁以后,他把日记减缩为句子,像过度狂热的青年时代冷却在水里,句子的密度等同于时间的密度,然后,在一个极不重要的年份里,他把写满了句子的笔记本丢失在了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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