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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8月0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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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击经贸霸凌 坚定推进开放创新
佟家栋 刘恩专 陈元清 姚晓东 王玉婧 刘书瀚 臧学英 王立岩 王双 蒋宁
  编者按: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贸易争端,又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在贸易谈判进程中不断挥舞关税大棒,企图利用恫吓和威胁谋取利益。为认清本质、反击胁迫,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凝心聚力、共谋发展,天津社会科学院日前举办了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成因、走向与应对”研讨会。来自我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现将专家的精彩观点整理如下。

  战略性贸易战的性质与后续发展

  佟家栋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战略性贸易战。它不是单纯为平衡双边贸易收支而引发的,而是大国之间的战略性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学家曾经提出,如果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不给中国创造确定性的贸易政策环境,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会大打折扣。由此,在美国的学界、政界、商界逐步形成一种共识:美国应该给中国制造业,乃至贸易增长制造不确定的贸易政策环境。随后,导致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对贸易连续打压的关税手段不断推出,对外贸正常运行的极限施压接踵而至。战略性贸易战的性质决定了这种贸易战将始终伴随打打停停并可能会延伸至科技战、金融战。对此,我们不愿意打,但必须积极面对,坚决奉陪,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美国实施的是“双输”的贸易战战略。贸易战中没有赢家,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为抑制中国的崛起和赶超,美国不惜采取“双输”策略,也要从战略上使中国损失更大,形成美国的相对优势。每次美国发起极限施压时,都是其经济运行状态相对较好,而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艰难调整的时段。因此,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用可以承受的一时损失,击垮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体系,使中国再现日本式的“失落的十年”,从而继续保持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要在贸易战中赢得长期的发展环境。消除贸易战给我们经济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干好自己的事情,为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做充分准备,创造未来发展的良好环境。过去一段时间,外贸、科技乃至金融市场的波动,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战略性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应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抵消贸易摩擦带来的增长干扰,抓住信息产品、航空产品、人工智能产品发展的战略机遇,扩大高科技产业的增加值。另一方面,在贸易战中要实现精确打击,选中可能打击美国经济自信心的产业或领域,如农业、原油出口、关键产品的贸易限制,创造去美元化的市场信息或措施等。与此同时,通过政府支持,尽可能减少我方受打压产业的损失。美国的战略误判容易导致其自身出现持续的致命消耗,一旦美国出现经济下行风险,容易引发“特朗普衰退”。我们要充分释放韧劲,展示中国经济的承受力,创造一个别国不敢随意欺凌的外部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良好环境。

  (作者系南开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用“双自协同”对冲贸易摩擦风险

  刘恩专

  对于中美贸易冲突,无论怎样界定其性质、评估其影响,都需要探寻我们的应对之策、拿出可行的对冲方案。对此,有必要重温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两条重要经验:一是开放倒逼改革,二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区”的逻辑。两大宝贵经验,同样可以作为应对贸易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做法的良方,具体说来,就是“双自协同”,即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自主式开放和协定式开放的两个基本实现形式,为适应全球经贸新规则,通过二者的政策联动、融合发展,实现自贸试验区率先与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对接,加大自贸试验区基于“新规则”的先行先试的力度,进而“倒逼”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区扩充升级。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现实而又积极的、开放型对称方案。

  当前,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处于大变革时期,美、日、欧等国打着改革WTO、建立国际新贸易秩序的幌子,加大对我国开放政策施压。其新的区域贸易安排更多地表现为WTO+或WTO-X,即在WTO现有规则基础上的深化或拓展,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的轴心,这些新规则的制定实质是对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的制度反应。对中国而言,推出“双自协同”显得更加迫切而有意义。

  “双自协同”需要把高水平自由贸易区作为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参照系”,从新思路上,需要利用自贸试验区划定范围、“虚拟境外”的监管条件,直面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的挑战,深入解析区域贸易协定中“第一代”和“第二代”贸易投资政策,在“双自协同”机制下,全面与自由贸易区对接。

  自贸试验区要充分赋予其改革开放的自主权,突破方案的硬约束,使其能够直面外部挑战,提升在自贸试验区以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为重点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积极推进实质性的国企改革和公平竞争环境建设,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思路,以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规则为参照系,在自贸试验区率先构建知识产权标准体系。自贸试验区未来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是对标国际先进贸易与投资规则,关注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待遇,从企业设立、扩大再到融资,甚至退出市场,给予整个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平公正待遇。这种基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营商环境的优化也迫切需要相应的“顶层设计”。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教授)

  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陈元清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中美之间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逐渐被经济竞争关系替代,科技创新能力竞争与高端制造业竞争成为中美经济竞争的核心。因此,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本质动因之一,是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性竞争。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由科技革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难以改变。从16世纪中叶开始,全球化经历了三次高潮,欧洲航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带来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上世纪80年代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形成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从科技持续进步、市场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以及国际分工深化等因素来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态势难以逆转。因此,美国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违背了全球化浪潮,具有不可持续性。

  面对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秉持“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理念,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在策略上实施对美对等贸易制裁同时,继续坚持遵循WTO规则和主动实施对外改革开放。具体来说,要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培育具备全球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应鼓励大企业抓住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提升自主研发实力和水平,并运用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本国资本进入全球新兴产业的高端产业链,成为具备全球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打造以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依托的世界一流创新平台。围绕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要加强国际间技术交流与规范协作。同时,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共用性技术等领域发挥作用,通过加强投入与政策引导,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依托其进行技术自主研发,培养创新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此外,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企业资本在科技创新中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风险。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扩大开放是应对贸易战的最佳策略

  姚晓东

  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市外贸影响不大,贸易结构需要调整;高新技术获取难度增加,自主创新成为关键;对外开放力度将加大,服务贸易前景更广阔;利用外资任务艰巨,企业“走出去”步伐将加速。因此,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把发展重点转到提质量、增效益、转结构、拼绿色上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将是我市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策略。

  具体来说:一是要打造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如果说雄安是创新之翼,通州是拓展之翼,滨海新区就应成为开放之翼。应紧紧围绕天津自贸试验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和金融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形成京津冀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试验田。二是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国家“服务贸易试点城市”和天津自贸区等政策优势框架下,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资源,认定一批示范企业和服务出口名牌,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集成服务水平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总部型企业,扶持一批“专、精、特、新”的创新创业型服务外包企业。三是持续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天津港口型和滨海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进天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一步简化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程序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管理程序。四是加快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金融业对外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股东资质等方面限制,重点招商消费金融公司、供应链金融机构、财富管理类机构、银行各类资金清算中心、跨国企业全球结算中心等,打造服务能力的金融创新运营中心。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国际结算、外汇交易服务等跨境金融业务,在探索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各类创新金融产品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五是积极打造国家消费中心城市。要主动创造高品质的供给体系,打造面向全国的高端消费市场。围绕高铁、空港、邮轮母港等重要节点优化商业布局,深化智慧商圈建设,利用天津自贸区保税货物和平行进口优势,加快全球品牌集聚。

  (作者系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正高级经济师) 

  正视贸易战影响  推进制造业转型

  王玉婧

  近年来,我市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汽车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为支柱的优势产业,这些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在80%以上,对全市工业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制造业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出口(包括机械与交通设备出口)额占比在6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贸易的比重基本在30%—40%左右。天津市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东盟出口近年增速较快。此次美国对我国出口货物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涉及机器人、信息和通信制造业、航空航天、飞机零部件、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以及医疗器械等产品。贸易摩擦升级将会对我市的通信电子、设备制造、汽车产业等造成一些影响,但总体来说,这种影响并不足以冲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但是深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起因与未来趋势,却需要我们正视贸易摩擦的影响,从中探寻天津制造业发展的未来路径。

  首先,发挥固有的比较优势,以优势支柱产业为核心,以现代制造业为主导,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及流程,培育高端化、高新化、高质量、高产出的集聚优势,使我市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浅加工向深加工转变,提升产业结构。

  其次,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实现贸易绿色化,内在化环境成本,提升制造业绿色国际竞争力。

  第三,需要拓展天津制造业出口的其他地理方向。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本、韩国、东盟、欧盟等制造业市场,进行市场细分,使我市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整体上保持结构的合理性。

  第四,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变,实现制造加服务的新模式。加强服务型制造、生产性服务业两个产业间的耦合,推动业态创新,提高智能服务在制造业尤其是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在出口销售额中的比重,提升价值链及企业的竞争力。

  (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教授)

  面对美国贸易胁迫讹诈,坚定“四个自信”创新图强

  刘书瀚

  贸易摩擦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质变的开始。目前的中美关系不仅是经济利益和影响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与规则的对立。否则,美国国会和财经委表决不可能如此一致。前者仅涉及不同阶层利益,而后者与价值观相关联,是对中国崛起的意识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共鸣。对我国而言,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是出口利益受到影响,更应关注进口问题,前者受挫,可以通过开发国际国内市场实现转换,而后者面临着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突破和解决高技术瓶颈的制约问题。冷静看待当前的贸易摩擦,需要切实思考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过去的经济增长总体依靠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必须尽快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与稳健性。

  面对美国持续不断的胁迫和讹诈,我们应对的思想根基就是“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吉尔吉斯共和国时指出:“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自满,但怀有无比的自信。”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情怀表达,也是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对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告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尝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应该建立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贫穷落后彻底成为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回顾整个发展过程,思想根基没有出错是关键。只有坚持“四个自信”,才能使我们稳定地走向未来。

  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也无意挑战美国所谓霸主地位,但任何国家和集团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实现伟大复兴。在中美贸易摩擦冲突背景下,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第一,继续把国际合作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略,坚持铸就开放的经济体系,大力发展贸易以外的经济合作方式,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尝试生产性服务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经济合作的“逆两头在外”。第二,制定并实施创新型产业政策。潜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现状,实施产业组织的集约化创新,培育一大批研发型、营销型和精密制造企业。第三,全面落实人才引进和支援政策,实施科研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加强、加快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在硬成就上进一步铸就我们的制度自信。

  (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原校长、教授)

  看清中美贸易逆差的本质与成因

  臧学英

  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为2758亿美元,这其中就有994亿美元的出入。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美元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牛津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

  中国高附加值出口的主要是外资企业。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以电子产品为例,全球有900多家工厂承接苹果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制造厂商有358家。英特尔供应苹果的10家芯片工厂,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而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而高达46%为外资企业产生。

  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但却被美忽略了。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在过去10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美元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美中贸易委员会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体系。从多元储备体系的现实情况看,美元仍占有很大优势,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它占比高达70%。这就导致了多元储备制,不论其币种和内部结构如何变化,但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要靠美元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即使在牙买加协议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体系,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可以说,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授)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维护与建设

  王立岩

  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在扰乱国际市场秩序、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实质性破坏了全球价值链。这种贸易战对国际价值链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利益。全球货物贸易近三分之二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加征关税直接导致产业链相关国家和企业利益受损,迫使他们不得不对企业生产经营重新布局,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这种贸易争端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有失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必将损耗巨大,甚至丢掉国际价值链的位置。美国罔顾全球化对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奉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利用现有世界影响力与极少数国家订立符合少数人利益的贸易规则和框架,这种行为势必对世界多边贸易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迫使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越久,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范围和深度也将会越加明显。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意在限制中国制造业发展,但他们自己并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中美贸易摩擦难以推进美国制造业回流,而是促使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环节按照市场发展规律流向那些明显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关税上涨直接增加企业贸易成本和市场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跨国公司尤其是在产业链低端的跨国公司造成发展恐慌,他们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不被贸易战影响到的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优势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应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水平,以新一代信息核心技术引领国际产业链条发展方向,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以高水平开放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国际分工地位。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战略性转型,加强知识产权自主研发,从根本上消除知识产权壁垒。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创新生态链重构中坚定道路选择

  王双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源要素流动加快、跨国资本与技术交叉融合,使得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嵌入式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明显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特征。各国充分发挥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利益均衡的国际分工新秩序和运转高效的全球价值链,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国际分工格局也打破了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进入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主导的新阶段。

  随着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美国蓄意挑起中美贸易冲突,企图打破良好的国际分工平衡秩序,直接目的就是制衡中国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在国际分工中创造的优势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进程,抑制中国在通用技术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与布局,严重破坏全球创新链生态。美国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正常资源要素配置是一种逆向化的阻碍,将导致全球经济化进入“倒车”模式,无益于新型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塑。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和发展道路选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以更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对天津来说,应充分珍惜历史性“机遇期”“窗口期”,进一步释放新经济发展潜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构筑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地”。一是积极鼓励和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领域内有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走出去”,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在境外开展各类产业投资合作,扩大境外优质资产规模,培育津企国际合作竞争优势,不断提升面向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能力。二是开发以“一带一路”为主线的投资贸易和产能合作市场,加快扩展以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的多元化海外市场格局,逐步转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加工制造、融资租赁等高附加值的海外市场投资合作形式。三是借势“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发挥天津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先行优势和潜力,着力引导服务贸易扩大发展规模与领域,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更为广泛的对外贸易格局。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

  化挑战为动力  推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蒋宁

  中美贸易战是美国改变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倒逼中国转换发展动能。从以往国家竞争优势视角来看,传统的路径是中国依赖美国的专利使用授权和关键器件供应,美国则依赖中国的制造能力和消费市场来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这一状态目前逐渐被打破。特朗普上台后推出大规模减税改革,旨在提升实体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增加净出口。贸易战中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切入点,针对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商品加征关税。试图通过硬着陆来遏制中国。但美国政府显然低估了我国的发展潜力和制度优势。贸易战反倒会进一步激发我们发展新兴产业,改变贸易结构的决心,倒逼我们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注入新动能。

  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发展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倒逼滨海新区新兴产业和贸易结构转型。滨海新区正处于加快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关键节点。中美贸易摩擦在四个方面倒逼转型,即: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转型,围绕核心创新能力提升的科技转型,围绕进出口结构调整的贸易结构转型,围绕港产城融合的城市发展转型。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滨海新区应苦练内功,一是更好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按照“一基地三区”定位,积极发展先进制造、总部经济、平台载体建设等新产业和新业态、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主要承载地。二是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新建口岸码头对外开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发挥滨海新区融资租赁和先进制造业的优势,坚持发挥本土产业优势衔接国际市场,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友好交流。三是加快发展以智能制造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谋划智能科技产业战略布局,加快打造智能产业区、大数据产业基地等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下大力量引进培育一批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创新能力强、产业带动力大的智能科技龙头企业,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智能科技产业集群。四是进一步调整进出口结构。发挥自贸区优势,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发挥现有的中欧班列、中蒙俄运输通道的优势,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积极组织企业开拓东盟、大洋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作者系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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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法律事务部    20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