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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0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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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图)
陈生玺
  廉政是古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无论制度规定得如何完美,必须要有一批廉洁奉公的行政人员去执行贯彻,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就是一纸空文。中国历史悠久,历代王朝更迭频繁,每一个旧王朝灭亡之后,新建立的王朝总要总结前一王朝灭亡的原因,君主残暴昏庸,官吏贪污腐化,就是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关于廉政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有许多光辉的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汲取。

  一

  中国古代廉政的基本思想是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就是说:礼仪,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节约。奢侈浪费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简陋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春秋时鲁庄公要雕饰他父亲桓公宗庙上的椽子,大夫御孙就公开谏阻说:“臣闻之,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节俭是人们道德中的共同特点,奢侈则是罪恶中最大的一项。为什么,宋代的司马光说:“俭则寡欲”,“侈则多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奢,恶之大也。”(司马光:《传家集·训俭示康》)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节俭的诸多好处和奢侈的种种坏处。要求人们不要有过多的不正当的物质追求。节俭的作用就在于能够限制这种不正当的追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终年劳苦,才足以糊口,只有节俭的生活,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简单的社会再生产,官俸较薄。若不节俭,奢侈浪费,薪俸不够花,自然就会想得到一些分外之财,贪污受贿;历史实践证明,即使一个社会财富比较丰富,也经不起奢侈浪费的损耗。“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王符:《潜夫论·浮侈》)山上的林木再多,也不能让野火去烧,江海的水再大,也不能灌注漏水的容器。所以,中国古代一些贤明的君主,像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都把崇尚节俭作为一种国策。汉文帝身穿粗厚的“皂绨”,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史记·孝文本纪》)成为古今美谈。我国历史上汉唐盛世的出现,就是由于在开国之初实行了节俭政策,使人民休养生息,发展了生产,社会积累了财富,国力得以伸张,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就是依靠这种美德,勤劳勇敢,战胜了各种困难而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的。

  二

  强调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表率作用。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特别强调官员的表率作用,认为表率作用是一道无声的命令,“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要先治己而后才能治人,自己率先廉洁自律,才能要求别人奉公守法。所谓“大臣法,小臣廉”。(陈宏谋:《从政遗规》下)大官僚是制定政策和法律的,小臣是直接管理老百姓的,大臣守法,小臣就不敢贪污了。所以它对大官僚的要求比小官吏更严。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特别重视社会的道德教育,在诸项道德观念中,中国古代把礼义廉耻作为人们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先秦的政治家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维持国家政权的四种纲领,称作“四维”,他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在四维中尤以廉耻最为重要。廉,就是俭约、不苟取,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耻,就是羞耻之心,做了坏事要知道羞耻。一个人如果知道廉耻,就不会接受不义之财、做损人利己坏事。廉耻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被认为是做人的立足点,对于做官的人来说就更为重要。清初的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说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出于无耻也,故士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13)人们不廉洁,见财起意,就是由于不知耻。士大夫即国家的官僚阶层,若不知耻,那就是整个国家的耻辱。知耻是廉洁的道德保证。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对官员廉洁的要求,不完全是以犯法与不犯法为准则,而是提高到以道德规范为准则。官吏是管理老百姓的,一切言行都应该作为全社会的楷模,官员要廉洁,是官员做人的基本要求。“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动人,不足自赎。”(真德秀:《西山政训》)“官吏不要钱,男儿不做贼,才有了一分人。连这个也犯了,再休说别个。”(吕坤:《呻吟语》)“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于成龙:《于清端政书·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不义之财,即使一文也不能取。一个见财就心起邪念的人,根本就不能做官。

  古代儒家思想强调慎独,慎独,是人修身的起点,要求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要谨慎不苟,恪守道德的准则,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为所欲为。要做到“暮夜不欺”的程度。东汉时东莱太守杨震,为人清简,赴任时道经昌邑(今山东省昌邑县),过去他提拔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县令,前去谒见。“至夜,怀十金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你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这就是要求官吏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要以道德为准绳而坚决不取,其精神境界是高于法律的。因为法律是强制性的,道德是自觉的,所以道德的力量远非金钱所能比拟。我国古代一些志士仁人之所以能临大危而不惧,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就是由于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所致。民族英雄岳飞曾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即太平矣。”(《宋史·岳飞传》所以做官的人绝不能向钱看,绝不能向别人说穷,“对人言穷,意将何求?”(陈宏谋:《从政遗规》上)

  强调道德修养,官风正则民风正。养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利于杜绝不廉行为。同时也便于执行法律,制裁不廉行为。因为只有官员本身廉洁,才能坚决执行法律,公正不阿。“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陈宏谋:《从政遗规》上)道德与法律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用强调道德来排斥法律。因为道德可使人防患于未然,是积极的,法律刑罚乃是诛恶于已然之后,是被动消极的。若只重视法律而轻视道德,那么很多人就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亦非治本之策。

  三

  官员要廉洁,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薪水要优厚一些,使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一定生活水平和赡养家属。吏禄太薄,是很难做到廉洁的。因为做官的人,是放弃了自己的私事而专门依靠给国家办事来维持生活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必须有一定的保障,使之达到衣食足而知荣辱。三国时的政论家刘廙早就指出:“从政者捐私门而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以光宗族,禄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饥寒,离怨于内,朋友离叛,弃捐于外,亏仁孝,损名誉,此能守之而不易者,万无一也。”(《适园丛书》:《刘氏政论·备政》)所以官俸太薄,官吏就要分心于私事,把智谋用于欺诈与谋私之上。官吏一旦谋私,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国家就被搞乱了。“使清分于私,而智周于欺,推此一失,以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乱哉。”(《刘氏政论·备政》)所以官员要廉洁,必须薪俸优厚,但薪俸优厚又要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故而又必须裁减冗员,减少官员的人数,提高工作效率,不至于因裁减了人员而有些事又没人干,这就得选用优秀人才,让品德好本领强的人来做官,不能任用庸才。因为一个优秀的人工作效率可以胜过若干个庸才。所以廉政的最后措施必须落实到用人的制度上。因为用人不精,势必造成官员人数庞大,薪俸微薄,欺诈谋私乘机而生。所以薪俸优厚,必须大大减少官员的人数,决不能搞有官大家做,薪水平均拿。“知重其禄而不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缺,凡此数事,相须而成,偏废则有者不为用矣。”(《刘氏政论·备政》)所以廉政要从吏治的全面措施考虑,才能办到。即:官员人数要少,工作效率要高,薪俸要优厚,道德修养要好。我国古代有些王朝后期,官吏贪污,贿赂公行。除了执法不严而外,滥用人才,冗员太多,财政不堪重负,官俸太薄,也是一个原因。

  四

  官吏要廉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防闲子弟”,严禁子弟与下属交通。有些官员的贪污受贿是由下属或外人通过亲属请托而造成的。所以官员自己生活节俭,也要使自己的家属节俭。宋代的张养浩说:“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其次就是不能用至亲,所谓“莫用三爷”。“三爷”指妻兄弟—舅爷,女婿—姑爷,儿子—少爷。当官决不能任用这三种人在自己的身边或下属。因为这三种人与上官的特殊关系,事情不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上官是无法知道的,等上官知道时已经不堪收拾了。“事非十分败坏而不入于耳,迨入于耳,已难措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隐忍黜逐,已累不可言。”(汪辉祖:《学治臆说》下)依法处理舅爷吧,有老婆阻碍,处理女婿吧,有女儿的阻碍,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少爷,就更难下手了。所以任用至亲,必然导致巴结俸迎,欺上瞒下,贿赂公行。甚至最后身败名裂,此用人之大忌。为官者应该杜绝产生这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明清时代就制定了严格的回避制度,地方官、州府县不能在本省任职,亲属不能在自己辖下任职,就是为了避免人情网,营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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