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是孙犁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它是中国战争文学的一个典范。我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过战争文学，而我的学长莫言是在孙犁先生为他的小说《民间音乐》所写评论的助推下而入学的。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尽管广泛搜求，也难以寻觅能和《荷花淀》比肩的关于抗战的文学作品。这并非厚此薄彼，而是作为一个后来者回眸而得出的认知。

　　大多关涉战争的文学，只瞄准炮火攻击、刀光剑影等，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反思。而文学又应当具备相当的美学元素，庸常普通的文字自然不会有效地传情达意，《荷花淀》对于人性挖掘之深，也是有赖于其语言之美，它那诗一般的韵境，真让人有独步文坛之感，虽然效法者也众，但得其真谛者却并不多。《荷花淀》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在抗日文学的“丛林”中，依然是卓尔不群的存在。

　　孙犁的革命和文学生涯都起步于晋察冀地区，他在文学创作和通讯写作以及文艺理论研究上齐步前进。1943年秋，他从《晋察冀日报》调入华北联合大学高中班任教，很快投入到反“扫荡”斗争中去，在山西繁峙打游击一个冬天后，转年春天返回阜平的当晚，即接到奔赴延安的通知。直到盛夏时节，孙犁才赶到延安，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

　　1945年5月15日，即抗日战争胜利三个月前，孙犁的《荷花淀》首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而在同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孙犁的一组散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可以看到孙犁从此声名鹊起的轨迹。未久，《新华日报》和解放区的各报纸纷纷转载，新华书店也出版了单行本，《荷花淀》一举奠定了孙犁的文学地位。此后，《村落战》《麦收》《芦花荡》陆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孙犁作品井喷式地推出，震动了延安文艺界，也使白洋淀和解放区的生活状况在国统区开始引人关注。而这一系列的文学创作，都是伴随着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鼓点前进的。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的9月20日，孙犁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可以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也是孙犁文学的圣地，他来鲁迅艺术文学院一年有余的时间，这似乎就是为了促使他文学的成功的。

　　这是机缘之巧，是天作之合。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曾经深情地回忆，“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他又谈及：“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从晋察冀到延安，因为距离的错位，才产生创作的冲动，而此前贴得太近，则未必能下笔如有神。其实还有一点因距离产生美的缘由，孙犁本身并非白洋淀人，而是安平县人，他只是在安新县的同口镇教书约有一年时光，客居于此而饱览淀上风物才得以有所触动，而如果是身在其中，那么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了。白洋淀的战斗故事，孙犁也是此后听来的，于此创作的空间反而更大，意境也更为空灵，当然，距离并非成功的唯一因素，更为重要的还是作者在参加抗战以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生命得以激发，加之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淬炼，生活积累和学养储备的调动，经过一番酝酿提炼，才得以一举成功。

　　孙犁自称：“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孙犁的抗日小说不止于《荷花淀》，还包括了如《荷花淀》的姊妹篇《芦花荡》以及《嘱咐》等诸多作品，它自成一派，成为此种题材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成为众多学界乃至民间拥趸的争说热点。

　　孙犁毕生不追时髦、不慕虚荣、淡泊名利，及至晚年，他的“耕堂文录”和“芸斋小说”陆续出版，又以“衰年变法”的姿态，让人领略到他新的境地，其中也不乏对于抗日战争生活的回忆。我因心存敬畏，从未写过有关孙犁的文字，这次借谈抗战文艺的机会略以抒怀。今年初夏，我曾到白洋淀去，参观新近开馆的“荷花淀派”文学馆，拜谒这座文学的殿堂，缅怀为民族而参与抗战的先贤。 题图摄影：高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