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从事文学翻译，经常会想到几个问题，那就是译者的位置、处境、责任和机遇。

　　译者的位置，是指译者与作家的关系。把一位译者与作家或诗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作品。因此，译者首先是读者，是感受者，是回应者。当作家的作品对你产生了兴发感动作用，引起了你的情感共鸣，忍不住想把这篇作品由外语翻译成母语，你与这位外国作家或诗人的关系，就从读者变成了译者。

　　那么，进一步来说，译者跟作家或诗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译者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杨绛先生认为，译者是仆人，一仆二主，译者要伺候好原著这个主人，还要让另一个主人，也就是译文的读者满意；俄罗斯诗人茹科夫斯基认为，小说的译者是作家的仆人，诗歌的译者是诗人的竞争对手。

　　我个人的看法是译者由于欣赏才下决心从事翻译，译者跟所译作家或诗人应该是朋友的关系，翻译过程应该是聆听、思考或进行对话的一个过程。

　　译者的处境，指译者跟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对译者的看法和认知。比如出版行业通常更重视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对于译者则等而下之。稿酬是这种态度的标尺：诗人和作家的稿酬总是高于译者的稿酬。诗人和作家跟出版社签约，可以用版税的百分比计算稿酬，译者很难得到这样的待遇。

　　另一方面，在高校或科研单位，论文属于科研成果，译文不在科研成果之列。这样一来，现在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论文写作当中，愿意从事翻译的不多。

　　译者的责任，是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把优秀的中国名著翻译成外语，走出国门，发出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增进外国读者对中国国情的了解。

　　与此同时，译者还肩负着一种责任：守护中国的经典。2012年，俄罗斯出版了一本汉学家阿扎罗娃翻译的诗集《杜甫》，有俄罗斯评论家认为，这部译作开创了翻译中国古诗的新纪元。国内一家媒体发文称赞：“杜甫神译，句句对仗，字字准确！”这引起了我的疑惑。我给翻译《千家诗》的俄罗斯朋友鲍里斯·梅谢里亚科夫写信，问他有没有这本书的电子文本。他很快寄给了我。我通读了阿扎罗娃翻译的58首杜诗，发现她采用了现代派的手法译杜诗：不要大写字母，不要标点符号，用每行五个词对应五言诗，用每行七个词对应七言诗。令人惋惜的是，她对原作缺乏深入的理解，出现了不少硬伤。比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她把“参军”译成了“将军”；“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她把“长安”译成了“西安”……类似的误读误解还有多处。为此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就“杜甫”译文与阿扎罗娃商榷》，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将其译成了俄语，发表在当地一家文化机构2015年的年鉴上。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否定阿扎罗娃的劳动成果，她的不少诗翻译得流畅自然，并且独出心裁把杜甫的两首诗，让九位译者同时翻译，这在诗歌翻译界堪称一次创举。我不同意的是过度“吹捧”。

　　译者的机遇，潜藏在译者多年的默默奉献和不懈的追求中。我翻译诗歌起初只是单向翻译，就是把俄罗斯诗歌翻译成汉语。1988年11月，我受原国家教委委派，有幸到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进修10个月，这次进修改变了我对诗歌翻译的认识。从单向的俄译汉转变成双向翻译，开始把中文诗歌翻译成俄语。这种做法得到了我的导师盖尔曼·菲里波夫教授的支持。我去进修时身边带有一本《朦胧诗选》，因此我翻译了其中的几首诗，还有诗人牛汉、流沙河、邵燕祥等人的作品。1989年，我跟俄罗斯朋友合作翻译的诗歌作品先后在三家报纸和一家杂志上发表。可以说这次进修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

　　2002年，我正式退休。退休前，我的主业是教书，翻译属于副业；退休后，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下决心学习使用电脑，后来又学会了上网。诗歌和文学翻译成了我的主业。通过上网，我认识了翻译《千家诗》的鲍里斯·梅谢里亚科夫和彼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里莫诺夫，后来又认识了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进入了一个合作译诗的新阶段。两个国家的学者合作译诗，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我的优势在哪里？在于我可以大量阅读当代诗歌，筛选优秀诗篇，并且跟诗人联系，得到他们的授权和认可。我跟40多位当代诗人取得联系，把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成俄语初译稿，寄给俄罗斯朋友，由他们审阅，加工润色，完成诗化提升最后一道工序，再由阿列克谢·菲里莫诺夫联系报刊发表。

　　跟我合作的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特别喜欢诗人海子的诗。他想跟我合作翻译一本《海子诗选》，这一课题列入了彼得堡一家出版社的选题。我们工作了两个多月，谢尔盖给我来信说，出版社主编跟他说，《海子诗选》先放一放，最好选译中国古代的诗，这样的诗集销路更好。我给谢尔盖回信说，这是百年一遇的机会。我很快列出了这部诗集的诗人名单，其中唐代诗人18位，宋代诗（词）人18位，元代诗人13位。唐诗120首，宋代诗词100首，元曲80首，合到一起正好300首。

　　接下来，我申请国家“十三五”规划图书项目，幸运地列入规划书目当中；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也顺利地获得了资助。真可谓顺风顺水，一切如愿。就这样，我跟谢公翻译的《诗国三高峰 辉煌七百年》《风的形状——中国当代诗选》相继在彼得堡问世。我接下来做的“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丛书，包括《李白诗读本》《唐诗读本》《宋词读本》《元曲读本》《当代诗读本》（三册），2020年也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科技的进步，感谢计算机和网络，感谢我的俄罗斯朋友，让我坐在小小的书房里，就能跟国外的朋友联系交流，十分便捷。倒退二十年，简直难以想象。

　　回顾来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求学南开，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得到师长前辈的教导和栽培。时任外文系系主任李霁野告诉我：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你要记住两条：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的嘱托成了我的座右铭。我在南开，有幸聆听过叶嘉莹先生的诗歌讲座，两次听讲做了详细笔记，约有六万字。叶先生给外语学院师生作报告说：中文系的学生，国学根基比较好，可惜外语不过关；外文系的学生，外语比较好，可是国学根底薄弱。你们要想研究外国文学有所成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不断努力。叶先生的这些话对我来说，就是指路明灯。

　　我愿意继续努力，活到老，学到老。

　　（作者系翻译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