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毕业季，那晚梦到自己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早上醒来，惊出一身冷汗。上班路上，看着一辆辆“高考送考专用车”疾驶而过，不由得又想起自己在河北省衡水老家读高中的那些日子，捡拾几枚时光的碎片，聊以慰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衡水地区统一组织的中考，由于初中三年学习比较刻苦，我幸运地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当时，国家建设急需大量的中等专业人才，考取了中专，就能立即办理“农转非”手续，吃上农村人渴望的“商品粮”。我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一时成为我家，甚至整个村的新闻。分数虽达到了，但县招办还要组织面试。我报考的是地区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去向是当小学或初中老师，当老师需要多方面的技能，比如绘画、唱歌等，面试比较严格，我幸运地通过了这一系列测试。只可惜在最后的体检环节出了问题，当时我发育晚，身高还不到一米五，县招办的老师认为我身高太矮，写板书够不到黑板，不能胜任老师这一岗位。就这样，我的“中专梦”就因县招办老师的一句“身高不行”，而彻底幻灭了。事后多年，我一直认为我的指标是被别人冒名顶替了。

　　当时，地区和县里招生规定，中专没有录取的，依次递补录取县办重点高中，我顺理成章地被县中录取了。要知道，我们那所县中当时在全省、全地区非常有名气，能考进那所高中读书太难了。初中苦读三年，中专没被录取，还能做什么，还能有啥理想和目标，我把考中专当成了全部。我失落地告诉父亲我不读书了，想和他一起务农。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父亲怎么劝我，我就是不去报到，眼看着报到日期一天天过去了。

　　直到八月底的一天，父亲说带我去县城看看，等转到那所中学门口，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既然到了不如进去转转。进了学校，我看到在学校主干路两旁的墙壁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书写着高考光荣榜，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后面，标注着一个个响亮的大学校名，其中不乏全国知名大学。看到那一个个闪光的校名，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告诉父亲我要读高中。幸运的是，尽管报到时间过了，但学校还给我留着名额。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彻底放弃读书，不知道人生又会走向哪条路。

　　那时，我们学校实行寄宿制，一天三顿饭都在学校吃，一周放假一天，这样下来一个月就要在学校吃住20多天。按照当时的物价和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是4角人民币和1斤粮票，合计每个学生每月要向学校缴纳10元8角人民币和27斤粮票。家里户口是非农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商品粮”的，这些钱和粮票不算什么，家里大人挣工资，有固定收入，国家定期按人头发粮票。对我们班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筹集这些钱和粮票的确有些困难。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世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粮票好说一点，可以拿自己种的粮食换。每到周日放假，我和父亲用木板车拉着小麦和玉米到公社粮站，用21斤小麦、9斤玉米换30斤粮票。周日粮站歇班，父亲好说歹说才让工作人员收下粮食。家到粮站距离很远，赶上粮站有人在也很不容易，因此每次父亲都尽量多拉一些粮食过去。那时家里的粮食并不富余，家里非劳动力人口多，都要张嘴吃饭。

　　粮票问题解决了，至于那10元8角钱，父亲着实有些为难。生产队按每个家庭挣的工分总数分粮食和少量的钱，为数不多的那点钱刚刚够家里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几个姐姐除了下地挣工分，从生产队回来后，还要去路边割草晒干了交给生产队换钱贴补家用。爱抽烟的父亲从仅有的一点点烟钱中省出几块钱，每个月都是东拼西凑勉强凑够10元8角钱。有时实在凑不齐，父亲就只能临时从在乡广播站上班的邻居哥哥家借几块钱给我，以解燃眉之急，只有按时把钱和粮票交到学校，我才不会饿肚子。

　　我们上高中时，学生吃饭不像现在有固定食堂，可以打完饭后坐在那里吃，而是一个班分成五六个小组，每个组十几个人，每天一个组各派两个值日生负责打饭，一个人提着竹篮子，一个人提着水桶到食堂，篮子用来装馒头，水桶用来装稀饭或菜汤，等回到宿舍，门前的地上，十几个各式各样的搪瓷盆已经一字排开，值日生用长把铁勺往每个盆里舀上一勺稀饭或菜汤，每个人自己从篮子里拿一个馒头，这一勺稀饭或菜汤和一个馒头，便是我们那时的一顿饭。学校不提供炒菜，也没有那个条件。想吃菜咋解决，都是每周放假回家时，从家里拿几瓶用芥菜头或萝卜腌制的咸菜。

　　那时母亲去世了，我只能自己从发霉的咸菜缸里随便捞点，简单洗洗切切，放点香油，作为一周仅有的蔬菜。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学校提供的饭食肯定是吃不饱的，经常是晚上饿得睡不着觉，但凡村里有人到县城，父亲都会请人家给我捎两三块钱，那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学校就在县城城墙边上，下课后我去城里的菜市场，花5角钱买上一个大饼，放在宿舍墙上可以通风透气的篮子里，每天饿得受不了时，就掰一小块作为“零食”吃，如此便可以坚持十多天。

　　我们高中班有近40个男生，集体住在一个用旧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床是啥样的，没住过的人还真想象不出来。说是床，倒不如说是大竹排，整个宿舍用一劈两半的竹子做板子铺成一个大圈，所有男生就人挨人用薄褥子做床垫睡在上面。竹板子凹凸不平，睡在上面真是硌得难受。不仅难受，还特别拥挤，人均宽度最多不超过两尺，你翻个身，别人就要跟着翻身。宿舍的窗户也很破旧，夏天打不开，冬天关不严，门更是形同摆设。夏天还好过些，到了冬天，宿舍里冷得像冰窖一样，刺骨的寒风从窗户和门缝儿长驱直入。大部分学生家里都不富裕，可以御寒的被子也有限，大家晚上只得相拥而眠，互相取暖。

　　宿舍里也没有厕所，方便时要去五百米外的围墙边公厕。宿舍地势低洼，每年七八月份大雨不断，宿舍里经常大水漫灌，地上漂浮的不是饭盆、脸盆，就是鞋和衣服，我们睡的竹板床也在水里漂来漂去，像游船一样。有一次，在暴雨到来之前，我们做了“抗洪”准备，把怕湿、怕淹的东西事先挂到了墙上，否则，一个同学家里送来用于换大饼的白面就要被水淹了。还有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一年冬天，连着几天雪下个不停，宿舍里阴冷潮湿，每个人的被子也都是湿漉漉的，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盖在身上让人打寒战。好不容易天晴了，太阳出来，早上上课前，同学们都争着抻绳子晾被子，我也急着把自己的被子拿出来，在新盖的二层教学楼后的墙根下，抻根绳子把被子晾上，然后就去上课了。等到中午下课回到宿舍，想去看看被子晾晒得咋样，眼前的情景真是让我始料未及——太阳是出来了，教学楼顶的雪也融化了，那雪水直接流下来，把我的被子全淋湿了。我只好穿着衣服挨过一个漫长的冬夜。

　　那时学校距离老家足足有二十多公里，且都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途中还要经过两个比较陡的河堤，那是滏阳新河。村里、乡里还没有通公交车，一周回一次家，只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父亲考虑到我学业繁重，走路往返太耽误时间，就把家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给我了。可即便有了自行车，一路上也没有轻松多少。

　　黄土路最怕水，一遇到雨水，路就变得泥泞无比，即使是步行，也是深一脚、浅一脚，更不要说是骑自行车了，那时已经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了。在泥水里，自行车车轮被塞得死死的，根本转不动，我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自行车后座上还驮着书籍和日用品，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扛着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和行李，在暴雨中的泥土路上行走有多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周五傍晚放假我从学校出发，中途遇上大雨滂沱，回到家已是凌晨，全身没有一点干的地方。

　　冬季对我来说，同样是严峻的考验。我们那里是冀中平原，村子稀稀疏疏，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平房，树木也不多，因此寒风吹来，真是无遮无挡。骑车走在往返学校和家的路上，风吹在身上，直接把单薄的棉衣打透了。有时遇上风太大，自行车一点儿都骑不动，只能用尽力气去蹬自行车，使劲儿弓着腰，让身子与地面尽量保持平行，减小风的阻力，这才能勉强走走停停，单单一趟路，就要花费四五个小时，到了学校已是精疲力竭，还要空着肚子上学校统一组织的晚自习。

　　我在县重点中学读书，算是有出息的孩子，我的大舅非常看重我，大舅是母亲的亲弟弟，在天津工作，他回老家时也经常鼓励我考天津的大学。他和同样在天津工作的大姑，时不时给我们一些旧衣服，间或也买几件新衣服。

　　那时，买布做衣服、穿衣服跟现在不一样，不能想买啥就买啥，买布首先要有布票，布票是国家统一计划，家里没有布票，即便你家有手巧的母亲、姐姐，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记得，当时我能换洗的上衣就是那一两件“学生蓝”，裤子永远是那条耐磨的“条绒裤”，脚上穿的是姐姐给做的“千层底”布鞋。我非常羡慕班里的体育特长生，他们不但可以不用天天上文化课和早、晚自习，还有学校给他们配发的各式各样的运动服。

　　读高三那年，大舅给我买了一件西服上衣，通过邮局寄到了学校，我穿在身上觉得真是好看，同学们都认为非常时髦。我也希望那件西服上衣能给我带来好运，平时舍不得穿，只在那年期终考试期间穿了几天，然后就把那件上衣精心地叠好放在行李包中。放寒假，快过年时，我拿出那件上衣，挂在宿舍前的晾衣绳上，本想晒晒整理一下，过年时再穿，谁知下课回到宿舍，那件上衣便没有了踪影，找遍房前房后就是没有，很长时间我心里都是堵堵的。回到家，姐姐们责备了我很久。直到现在，那件西服上衣始终“挂”在我心里，那是大舅对我的期望。

　　高中三年的学习非常艰苦，当时学校的教学模式可以说就是现在“衡水模式”的前身，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学生用心学，老师尽心教，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考上大学。在老师和家长的期待中，我们走进了高考考场。三天的考试结束了，接下来是估分、报志愿，家里人都不懂怎么报志愿，我也不太懂，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学，能“农转非”，吃上“商品粮”，报什么志愿、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告别曾经的同学和老师，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村里的家，然后便是难熬的等待。

　　在家里，我每天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父亲说：“你还是到地里干点活吧，一是换换脑子，别总一门心思想着考得怎样，容易憋出病来；二是帮家里照看一下庄稼，家里的劳力的确不够。”就这样，我每天和父亲、姐姐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七八月份的骄阳下，我在田地里劳作，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与付出。父亲一辈子默默无闻地辛勤耕作，就是为了我将来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

　　那年八月底，我一如往常下地干活。地里的玉米正在拔节生长，我和几个姐姐一边锄草，一边为玉米施肥。锄头实在是太沉太重了，伸到土壤里，我费劲儿地拉动着，感觉比读书辛苦多了，不是草没锄掉，玉米苗却被锄掉了，就是几次差点把腿给磕破了。父亲说，你还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儿。我直起腰准备歇一歇，突然看见穿着墨绿色衣服的邮递员直奔我家地头而来，他一边跑，一边挥手，手里好像还举着什么。父亲说：“一定是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

　　那年，我考上了大学，读了电气工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