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蒋原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民众较为熟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中国几乎成了智慧的化身。爱屋及乌，诸葛武侯所推崇的管仲、乐毅也成为人们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的春秋，在其他诸子的眼中管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功绩与学说其他诸子又是怎样评价的呢？他究竟是襄助齐桓公“一匡天下”的治世良相，还是无视义理扰乱世道的帮凶呢？

　　蒋原伦教授在新书《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五篇《儒门论管子》中，梳理了儒家几位代表性人物对管仲的不同评价，读来令人颇觉有味。这位被后世誉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主导各诸侯的多次会盟、政绩斐然，并被记载于《管子》一书中。当学生问孔子如何评价管仲时，答曰“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且有事功，已经成“仁”了，只是“器小”；但在亚圣孟子的眼中“春秋无义战”，所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其态度再鲜明不过了，为“伐而不讨”这样的不义之君服务，当然是看不上了，毕竟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也强调“义”；荀子更是有条件地肯定管仲的才干，但却假借孔子之口说“……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再到后世，其他儒学名家对管子也颇多微词。

　　看了以上文字，可能会使部分读者有些意外，但历史的原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原伦教授在“后记”中写道：“起意写此书是为了厘清一些问题，纠正自己以往的一些偏见……如一直认为庄子是瞧不上孔子的，直到认真阅读了《庄子》的内篇七篇才清楚在庄子心目中，孔子的地位如巍巍泰山……说起纠正偏见，不能不说到惠施……我对惠施一直很鄙夷……或许是那个时代形而上学思考的高峰……”所以，不仅是一般读者，就是本书作者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或者说就某一问题在读书不够广博时，确实会产生某种偏见。

　　我们今人读古籍，容易不自觉地走入偏路：或对先贤著作顶礼膜拜、全盘接受，失去了分辨、质疑、判断、取舍的能力；又或以今人视角持当下价值观的标尺对古书嗤之以鼻，认为那些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腐学说。讨论某种思想、学说，要尽可能回到彼时的社会环境看其成因、影响、价值才有意义。有些人认为只有历经千年而不过时的思想、学说才是有价值的，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有否定其阶段性意义之嫌。本书是将战国至汉初，诸子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他们之间思想评鉴进行爬梳。这些人，几乎处于同一大的历史时代，有着“第一现场”的身份，他们的文字或许更贴近那个“子学时代”。

　　我们现在口中常常提及的“作者”一词，在上古中国，是和“圣人”的概念息息相关，与其相对应的书写即是“子书”。田晓菲教授在《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一文中论述了这一书写形式衰落的原因及演变，即“想要确定子书的‘下限’”。在界定子书的范围后，她写道：“在魏晋时期，子书被视为代表了一个士人对他所处的社会发表的全面看法，从政治、道德直到文化；而且，这些个人看法旨在达到‘中’‘正’‘典’的效果，为子孙后代所尊重和效法。”我们不好探知在诸子百家萌兴之际，他们中有多少人已经有了这种自觉。但从结果看，按此标准他们的书写是被后世文人普遍认可的。

　　诸子百家时期，子书写作曾被读书人视为“著书”“立言”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学问家会对为这些书籍作注且乐此不疲了。《诸子论诸子》虽不是注疏之作，却是作者细读后为读者提供的阅读诸子思想学说的一部严肃的趣味性读物。“庄子心目中的孔子”“荀子与孟子”“韩非说老”“墨子非儒”“一毛不拔，千古杨朱”等，他们彼此间论辩与攻讦，是思想的碰撞，却也“相互砥砺，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基石”，篇篇趣味横生。作者带我们重访诸子争鸣的思想现场，在检视自己进行纠偏的同时，也是在追慕那个“最富自由意识”的黄金时代，更是为破解现代困境另觅蹊径。

　　放到更长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类似先秦诸子的思想争鸣似乎从未终结，这些思想争鸣始终以潜流的方式参与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非但没有导致文明撕裂，反而催生出更富弹性的文化机体，思想的碰撞迸发着人文的火花。在信息爆炸、知识不再被垄断、新说新论频出的当今，这部厚重而不失灵动的学术著作，既是对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也是一封开放讨论的邀请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