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学深用习近平文化思想 津派文化大家谈 河海文化的谱系解析与特色解读(图) 2025年04月14日  任吉东

  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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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天津城市的“文化母体”,河海文化是以渤海、海河与运河等水文地理格局为基础,深度融合人类社会实践形成的复合型文化体系。它以沧海桑田为时间轴线,以“河海共生”为空间格局,既承载中原农耕文化基因,又融入现代海洋文明元素,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地理实践样本,实现了河海奔涌的自然谱系与文韵日新的人文价值完美结合。‌‌

  一、生态谱系:

  河海文化的自然史诗与人文交响

  天津因水而生、河海共兴,河海不仅塑造了天津的地理形态,更熔铸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天生的自然地理与原生的水陆区位,赋予天津特有的文化张力。河海文化是自然造化的奇迹与人类智慧的结晶交织而成的文明长卷,从“海退陆进”的地质演化到“一脉入海”的水系改造,再到漕运枢纽的千年繁荣,河海的物质形态与文化意象在天津完成了历时千年的时空整合。

  1.水陆共生:沧海桑田的自然造化

  天津平原是第四纪以来‌冰期—间冰期交替所形成的海退海侵‌与‌河流泥沙沉积‌共同作用的产物。作为世界三大古贝壳堤之一,天津贝壳堤通过其独特的地质结构与文化遗存,完整记录了渤海湾近万年的海陆互动过程,揭示了天津平原的气候变化、海岸线进退规律,也是天津平原不断向渤海湾延伸的历史足迹,写就了“海退陆进”的地理编年史。同时,天津平原的形成也与黄河改道密切相关。历史上的黄河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每次改道都导致生态重塑,每次改道都带来地域重生,天津塘沽地区就是“南宋、辽金时因黄河改道而成陆”。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河不仅是水灾泛滥的“祸首”,也是填海造陆的“画笔”和文明演进的“推手”。天津平原就是黄河三次改道叠加永定河冲积扇形成的中国东部沿海最具地理典型性的冲积平原与“三角洲文明孵化器”。

  沧海桑田的演变不仅是地质科学叙事,也是文明演进的生态隐喻,更体现了人类适应自然的智慧。海陆格局变化直接造就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生产方式。作为海退之地和黄河改道之所,地势低洼的天津平原水道纵横蜿蜒,坑、塘、洼、淀星罗棋布,催生了先民“依水而居、以水为业”的生存智慧,贝壳堤成为天然屏障与定居点,洼地盐沼提供盐业资源,从而孕育了游猎生活与渔盐生产以及航运行业,为河海文化奠定了薪火相传的文明起点。

  2.人水共存:“一脉入海”的人文智慧

  天津所在的渤海湾西岸,以太行山余脉为脊、华北平原为腹,天然承纳燕赵山地径流汇聚。发轫于地质时期的滹沱、漳卫、永定等河流在天津附近入海,再加上黄河故道的引流,形成“九河下梢”的原始水网体系,奠定“百川归海”的生态本底。东汉末年,曹操为北伐乌桓修建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以及新河等,首次将沽水、滹沱河、清河等河流人工连通,“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故《经》曰泒河尾也”。此举突破自然水文边界,为海河水系奠定“南北贯通”格局,形成了以海河为主体的内河航运网。然而,由于海河水系形成之初人工运渠极不稳定,迨至南北朝时期南北水道已然中断,海河水系呈现解体状态。隋代永济渠的修建重新实现了漳水、拒马河、滱水等经泒河尾入海,唐代“又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沟通了海河与蓟运河的航道,也使得海河水系的基本框架固定下来。宋金时代,黄河曾改道夺海河入海,“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速”,使得海河的宽度、深度和长度都有所增加,而泥沙的淤塞也造成了海河“九曲十八弯”的蜿蜒。黄河南迁后,今天的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等分别注入海河,海河水系重组。元明清以降,为维系京畿漕粮命脉,以天津为枢纽实施大规模水系改造,通过修建减河、束水攻沙等技术,完成了“一脉入海”的海河水系再结构化,使之成为华北平原的“水脉中枢”‌和华北水系的“总阀门”。

  海河水系从“九河散流”的天然混沌到“一脉入海”的人工秩序,既彰显了传统水利工程对自然地理的征服意志,亦暗含了以水权重构空间权力的政治逻辑,是黄河泥沙冲积、治水工程改造共同书写的史诗。海河以一脉之力写就了半部华北文明史。

  3.河海共枢:南北通途的运河网络

  天津也是“运河载来的城市”。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运河体系为中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的先进工程技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而且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天津的崛起就是一部以运河为笔墨的时代传奇。隋唐时期的河海联运,使得“三会海口”成为内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的接驳点,天津初具“河海能量交换器”功能。而金元以后“畿辅之地”的加持更使得天津成为漕运的要冲之地,尤其是“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天津从区域码头跃升为国家漕运的“流量阀门”,一时出现“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的繁荣景象。元明清时期“万艘龙舸”盛景的背后就是运河水系、海运航线与陆路驿道的三线联动,“津门南北咽喉,水路要冲,濒临沧海,密迩神京,固俨然畿东一重镇也。”天津成为古代中国兼具河港、海港、陆港功能的“超级物流中枢”, “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催生了商帮会馆、市井百货等多元经济形态,铸就“天子津渡”的商贸基因‌。

  以运河为经济动脉,天津的漕运、商业迸发出澎湃的活力,形成“货走九河、银汇津门”的贸易网络。天津不仅成为漕粮运输的转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也蜕变为“商脉接江海,通货达八方”的北方经济中枢,更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区域,以千年为尺度书写了一部“水网即国运”的微观史诗。

  天津河海文化的生态谱系进化,并非单向的线性叙事,而是一部跨越万年的地理变迁的自然史诗,也是一曲人类与江河海洋对话的人文交响。其中,自然伟力塑造“水陆共生”的物质基底,将生态变迁转化为文明底蕴,铸就河海文化的先天筋骨;‌人文智慧书写“人水共治”的进化篇章,将自然流域转化为人文容器,造就河海文化的后天肌体;运河网络成就“河海共枢”的空间格局,将人工渠道转化为经济动脉,涵养河海文化的多元成分。而河海之间的交流、交汇与交融,更奠定了河海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载体上混融共生的基础。

  二、文明特质:

  河海文化的功能载体与精神内涵

  天津河海文化作为中国水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演进中衍生出多元分支,其中以‌运河文化、海河文化、海洋文化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这三者既独立承载特定地域功能与精神内涵,又通过水脉网络形成“河海联动、时空交融”的文化生态,不仅形塑了城市的物质空间,而且构成了阶梯式文明叠加系统:运河文化承载南北交流,赋予河海文化多元包容的底色;海河文化发挥“熔炉效应”,形成河海文化融通和谐的成色;海洋文化拓展全球场域,强化河海文化开放创新的亮色。

  1.运河文化:多元包容的“文化廊道”‌

  大运河天津段北起武清区木厂闸,南至静海区九宣闸,其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三岔河口段作为漕粮河海联运的关键节点,见证了南北商旅、物资以及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元代傅若金诗作《直沽口》曾描述:“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反映了运河对南北物资、人口与文化互通的支撑作用。正是通过这样的路径渠道,年画、泥塑、剪纸、木雕等民间传统技艺在此蓬勃发展,时调、快板,以及相声、评剧等也在此走向成熟。运河文化还深刻影响了天津的饮食习俗,南北美食与风味小吃在此荟萃。运河的流动性与包容性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驻足创作,从而形成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运河文化带”,丰富了河海文化多元包容的元素与成分。‌

  当下运河虽然已经丧失漕运的功能,但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功能,依然保留多元包容的特性。通过以河工古道和桥梁水体等为代表的“遗存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等为代表的“伴生文化”以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思想文化”的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打造涵养城市文化的“遗产之河、文化之河、幸福之河”,共同构成“流动的文化史诗”。‌

  2.海河文化:融通和谐的“文化熔炉”‌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海河不仅塑造了城市发展的地理格局,更孕育了融通和谐的文化生态,海河生态的独特性在于其“熔炉效应”,从空间上看,海河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接点,从历史上看,海河不仅是战国时期燕赵齐文化的交汇处,也是宋辽金时期的文化交界线,更是元明清以来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地,近代以降则又成为中外文明的交融区。作为“文化熔炉”‌,海河文化融合了自然河流的滋养、漕运商贸的繁荣、移民社会的多元以及近代化的碰撞。无论是东方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近代文明都因时因地在海河两岸交流融通、和谐共处,既不表现为传统因素的顽固保守,也不表现为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而是呈现出中西合璧、新旧并陈的“熔合”形态,塑造出河海文化融通和谐的容量与气度。

  如今蜿蜒流淌的海河已经成为天津城市新的象征与名片,从旧时的“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的漕运盛景,到如今的“游海河古今美景,逛两岸欧陆风情”的“活力秀带”,形成集津沽风韵的古文化街、异域风情的小洋楼以及各有千秋的桥梁码头于一身的独特文化景观带,组成天津市民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文化符号与城市地标。

  3.海洋文化:开放创新的“文化前沿”

  天津的海洋文化孕育于渤海湾的馈赠,千年盐业奠定“海韵盐魂”的历史风情、“河海联运”催生四通八达的商贸网络、“妈祖文化”强化水手船夫的民俗记忆、大沽口炮台见证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永久黄”彰示工业文明的勃然兴起。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天津成为临海开放的窗口和全国创新的试验场,无论是市政建设、行政管理,还是文化教育、交通电信、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做到了革故鼎新、引领风气之先,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成为近代北方工业摇篮和肇兴之地,有着百项全国第一的殊荣,以致“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轻工化工领域“上青天”的一枝独秀,到改革开放后的金融生物行业独领风骚,以及在盐碱荒滩上创造出“绿色奇迹”,天津成为中国特殊经济区域形态比较齐全的省市之一,也是具备7大优势产业的集聚之城,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天津港的扩建与滨海新区的设立,进一步强化了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地位。如今的天津,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海上门户”,也是“一带一路”陆海联动的支点。千年的“海韵盐魂”与当代的海洋雄心在此交织,从“依河而生”到“向海图强”,始终以破界姿态拓展全球视野,彰显出河海文化开放创新的活力与魅力。

  作为一种复合文化体系,河海文化‌以多元包容的运河文化夯建文化根基,融通和谐的海河文化构筑文化格局,开放创新的海洋文化孕育文化动能。在此基础上,以‌“运河贯通历史、海河塑造空间、海洋驱动未来”‌为逻辑,通过“水脉—城脉—文脉”的深度耦合,形成“多元一体、古今共生、中西合璧”的文化生态,构建出河海文化的衍化秩序与基本特征,并成为其他文化形态生成与发展的底层逻辑与胚胎母体。

  三、时代价值:

  河海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

  河海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仅是文明特质历史性的延续,更是文化基因时代性的激活,因此,要以文化传承为基础‌、文化共享为方向‌、文化话语为目标‌,通过系统性保护、创新性活化和国际化传播,将河海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国际形象的文化标识。

  1.‌系统性保护:构建“生态—文化—社会”三位一体的守护体系

  一是生态修复与文化空间:重塑时空一体的河海文化共生基底。立足河海交汇的自然地理,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划定大运河文化带、海河文化廊道等遗产保护片区,进行数字化建档与动态监测,形成立体化全方位的保护网络;‌梳理河海文化的历史层积,如大运河漕运商贸基因、海河“中西合璧”建筑群、海洋工业遗产,建立多维度文化数据库,推动遗产保护从“单一实体”向“文化空间”升级。

  二是跨域协同与社会共治:构建上下联动的河海文化保护机制。以河海交汇区域为空间单元,实施跨行政区划的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策略,对河海水利遗存实施空间聚类分析,建立“线性遗产廊道—文化生态单元”保护体系;推行“文化遗产守护人”制度,构筑“专家指导+社区认养+志愿者巡查”三级层级系统,‌形成“流域—城市—社区”多梯度联动的社会合力。

  这一策略不仅可以为天津河海文化传承提供坚实保障,让文化记忆融入当代生活,更为全球大河流域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修护精准化、治理协同化、参与社会化”的天津模式。

  2.‌创新性活化:打造“产业—科技—共享”三点一线的实践样板

  一是文旅沉浸与文化产业:创新“虚实共生”的河海文化体验秀场。利用AR/VR技术重构历史场景,再造“海河之夜”与“河海穿越秀”‌,融合光影技术、实景装置与非遗表演;沿河海廊道设计“水幕剧场”,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复现古代漕运、贸易、饮食、娱乐等场景;植根于天津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开辟城市海上运动基地,创建“水上运动之都”与“海洋运动综合体”,大力发展以海洋休闲娱乐为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

  二是‌数字技术与传输模式:串联“多元参与”的河海文化生产链条。基于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将河海文献转化为动态视听内容,将非遗元素转化为交互式数字内容,实现文物三维建模、语义标注与知识图谱的跨媒介叙事,生成“数字纹样库”供文创设计调用;创新“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体系与传输模式,让文化记忆从专家系统向公共知识系统流动,实现“指尖上的文化博览”,彰显数字化共享的代际穿透力。

  这一活化实践不仅可以让河海文化从“历史场景”走向“生活现场”,从资源禀赋走向产业集群,更通过技术赋能与渠道更新,构建文化遗产“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现代共享逻辑,让河海文化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引擎,并为全球水域文明创新提供天津样板。

  3.‌国际化传播:搭建“IP—话语—网络”三元合一的信息矩阵

  一是文化符号与文化整合:开发“河海津韵”的河海文化IP矩阵。提炼“漕运枢纽”“海洋生态”等空间符号,挖掘“杨柳青”“哪吒闹海”等地域符号,通过符号提取—故事再造—文创孵化三级转化机制,实现历史符号向现实符号的嬗变;以“河海津韵”为核心,将河海文化与红色文化、工商文化深度融合,深耕兼具历史厚度与现代活力的城市品牌,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整体文化IP,开发文化形态子IP,形成系统化矩阵。

  二是国际话语与全球网络:输出“文明互鉴”的河海文化价值理念。精选河海文化中“水工智慧”“生态文明”等核心价值,凸显人水和谐的东方哲学思想,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国绿色发展方式,以多语言版本输出中国生态治理经验,采用“分众化叙事”策略,将地方经验升维为普适性议题,增强话语兼容性;依托天津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优势,借助“达沃斯论坛”“上合组织峰会”等国际盛会,提倡“河海文明对话”,共建“丝路文化走廊”,通过鲁班工坊、非遗工坊等项目,将物流网络转化为文化传播网络。‌

  这一传播方式不仅可以让河海文化突破地域边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注脚,更通过IP化、兼容化、国际化策略,将河海文化升华为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文明提供“以水为媒、和合共生”的天津经验。

  追溯历史,河海文化是津沽诞生之源;关注当下,河海文化是津门新兴之路;放眼未来,河海文化是天津发展之核。河海文化的生成与演进,本质上是水生态、水空间与水文明协同作用的动态系统,共同形成河海共生的生态谱系、河海交汇的文明特质与河海共融的时代价值。其中,‌生态谱系奠定基因禀赋,文明特质彰显精神品性,时代价值昭示未来进路。

  新时代的天津正以河海为媒,书写一部“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对话、本土智慧与全球议题共振”的新史诗,在水与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辩证关系中寻找文明进阶的密钥,书写着中华文明可持续演进的天津方案。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