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法政学堂校史》，刘国有著，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爬梳一个具体而微的校史，阐释以大学为载体的现代法学教育，能够以史为鉴，更好地自下而上去了解近代法学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脉络，同时也是感受天津沧桑变迁历史逻辑的重要手段。

　　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历来重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以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之功能。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资助出版的“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即是如此。该丛书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天津城市文脉精神、繁荣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地方史料价值。《北洋法政学堂校史》即为其中一部。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刘国有编著的《北洋法政学堂校史》（以下简称《校史》）由“法政学堂历史梳理”与“法商校史资料选”两部分组成，共计40余万字。该书历时10余年积累与打磨，法政学堂历史梳理、校史资料收集、章节设置以及遣词造句可谓用心。作为法商学院的第一本校史著作，作者不仅为现代法学教育和法制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借鉴路径，而且为天津地方史研究贡献了智力支持。

　　天津是一座有着鲜明地方特质的城市，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塑造了这座城市底色。对天津“地方”有着直观且浓厚兴趣的当数天津土著，他们虽来自不同行业，但经由直观感受形成的天津文化矩阵，促使他们不但热心于发现，还热衷于宣传、保护与传承天津城市文化。作者为天津宝坻人，同时有着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功底，在与文字打交道的30余年中，他天然地融入当地，并在实践工作与故乡浸润的双重影响下，能够体悟到近代天津法律历史文化的厚重。因此，在与法政学堂历史的对话中更能准确触摸到它的独特性。特别是在近代法律教育转型过程中，作者详细地描述了法政学堂的师资、课程、招生、校园文化以及职业培训等内容，为读者勾勒出法政学堂的曲折与发展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结果。其间通过对法政学堂所表现出的种种应对之策与具体活动的描写，也让读者了解到近代天津的一个多维社会关系空间。从而在他构建的意义之网中，天津地方文化气质呼之欲出。

　　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书写历史，通常有宏观与微观两种历史观察视角。宏观的研究视角虽有助于把握“大历史”的发展趋势，但也会因为流于宏阔而引发人们的质疑。同样，微观的研究视角虽然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具体例证，让历史变得更加多样与独特，但过于对细节的追求也会引发一叶障目的批评。因此作为地方史研究者，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是走出“地方”的一个重要路径。在《校史》中，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在对法政学堂办学源流的溯源中，北洋法政学堂同近现代中国大多数学校一样，办学历史曲折且复杂，加之近代历史过于宏阔，因此大多数学堂资料会被宏大历史所湮没。作者一方面遍查报刊、书籍、档案以及回忆录等资料，厘清了该校复杂的历史办学源流，同时将之与近现代天津历史上诸多事件，如清末新政、辛亥滦州起义、国会请愿以及民初学制改革等事件相联系，并进行了讨论。从而让读者既了解到一些鲜活的历史细节，如李大钊曾有意担任校长、法商学院的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以及学生如何投身于社会活动等，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丰富了对近现代中国法律教育史和天津地方史的认知，展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地方社会特征。

　　地方史志当“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常被比喻为解剖麻雀，解剖一只麻雀可以了解所有麻雀的生理结构，但每只麻雀又是独特的个体。说明“麻雀”是什么，才是解剖麻雀应该最终完成的任务。所以地方不仅是特定人群生存的家园，也是“地方讲述自我特色故事”的原生地。作者将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方法最终成书。这些文本内容既是对北洋法政学堂校史的概览与总结，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内容因其“地方性”易引起当地人的共鸣，而后通过当地人的阅读与传播，在与传统历史记忆的校正中形成了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历史记忆。而这恰恰契合了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增强地方认同，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

　　《校史》的面世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并关注北洋法政学堂的历史，对处于近代转型中的天津也有了更深的学理认识，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于天津地方史的研究中。或许如作者所言，该书最大的憾事是资料收集未能尽善尽美，这也是地方史研究者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总之，瑕不掩瑜，相信未来天津地方史研究、天津法律史研究会出更多更上乘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