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1883—1943）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安徽省旌德县人。她出身于晚清一个传统书香门第，因缘际会成为《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后出任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时人称她“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作为创办中国女子学校的先驱，吕碧城身体力行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女学发轫于上海，1898年6月，经正女学（后更名中国女学堂）在沪开办，彼时南方女学氛围高涨，而北方未成气候。直到1904年9月，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赞助下，天津公立女学堂成立。1904年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后定名北洋女子公学）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吕碧城任总教习，负责全校事务，兼任国文教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公立学堂，其成立彰显了当时天津女学的蓬勃发展状况。

　　北洋女子公学虽系官绅捐款合办，但与中国女学堂这种家塾式的私立学堂一样，自筹建阶段始，就广泛利用新闻媒体，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宣扬女学之必要。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以及后来的北洋女师范学堂任职的8年间，陆续在《大公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敬告中国女同胞》《教育为立国之本》等多篇女学论，以女性身份表达了开女智、兴女学的主张与见解，构建了一整套个人完足“女学论”（学者夏晓虹语）。以吕碧城这一系列文章为代表的“女子论说文”的出现，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转向，即女性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论说文体，反映了当时女性自我革新、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历史潮流。

　　晚清女学的兴起是带有经世务实色彩的，如夏晓虹所言，此时提倡女学的最高宗旨乃是救国。吕碧城拜严复为师，汲取了罗兰、卢梭等西方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的平等思想，在当时的北方首倡女学之必要。她把对女学的追求上升到维系民族国家、救亡保种的层次，“夫强国之道，固以兴学为本源，而女学尤为根本之根本，源头之源头”“吾国人数号四百兆，女学不兴，已废其半”，提出男女应“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四百兆之种族，合力以保全我二万里之疆土”的宏大目标。吕氏把女学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意在表明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已经成为时代、民族的必选题。她用自己的职业化道路将女学教育的意义具象化，对全国女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榜样之效。

　　吕碧城认为女学不单是为了启迪女童的智慧，更是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她提出“男女受同等之学业”，认为女性应与男性一样接受无差别的教育，反对将女学固囿于培养传统贤妻良母的目标，而是应将女性培养成为合格的女国民。女子教育的宗旨是要造就“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一批新型人才。她认为，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开发女子的智力，实行男女平等，维护女子的权利；国家要富强，就必须以教育人才为首要任务。

　　1911年，北洋女子公学并入北洋女师范学堂。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针，把近代女学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轨道体系之中。“故以今日女子之教育，必授以世界普通知识，使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而已”“女子自立之道，以实业为基，学业之学，以普遍教育为始”。在办学过程中，她把“普遍学”即现代学科的基本知识立为根本，旨在为女子提供与男性一样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方能实现自养，立足于社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来源于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以培养身心健全的人才为目标。女学不单单是女性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会女子独立、自养。从北洋女子公学到北洋女师范学堂，从总教习到监督（校长），吕碧城在当时这所北方女子最高学府待了8年，这里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此学习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为后来的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储备了不少人才。

　　总之，吕碧城的女学理念最核心的点是落实到女性如何自立、自养，从根本上解决女性的生存问题，以图实现女性真正的崛起，与男性一道共同成就民族的未来。从吕碧城本人来看，她既有中国传统才女的特质，又有着对自由平等理念的追求，是近代女性自我革新的典范。细读吕氏的文章，她的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主张，对于当下女性的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家庭关系等都有可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