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滨海新区“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队迎来一次不同往日的任务——乘船，出海勘测。

　　“之前‘四普’实地勘测的都是建筑、墓葬、遗址这些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到海上普查还是头一回。”当天早上，在队伍集合地，滨海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郑秋悦一边招呼着同事，一边和记者聊起来，“这次咱要去的是滨海新区‘四普’唯一的海上普查点位——大沽灯塔。”

　　一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现代化灯塔，为何称之为文物？

　　“要说大沽灯塔，那得从一百多年前的‘大沽灯船’说起。”普查工作队里年龄稍长的李刚说。1860年，天津开埠，塘沽成了华北地区的重要通商口岸，航行员们提出应在大沽口设立航行标识以保证船只进出港口的安全。1878年，天津海关将一艘趸船改为灯船，泊于大沽拦江沙外，始称大沽灯船。

　　时光荏苒，大沽灯船几经改造，受技术局限，仍存在抗风浪能力差、灯光射程短等弊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天津港的不断发展与技术的日益提升，建造一座助航功能更全、设施条件更好的外海灯塔成为航行必需。在大沽灯船启用100年之后，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海上灯塔“大沽灯塔”，于1978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大沽灯塔位于渤海湾天津港大沽口锚地、距新港船闸13.3海里（24.6千米），塔高38.3米。几十年光阴流转，它昂然屹立海上，指引八方航船。

　　“从普通的六等定光灯，到灯高35.6米、射程17海里（31.4千米）的现代灯器，大沽灯塔见证了天津海洋文化百年发展历程。它标志着中国助航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填补了中国在开敞式海域建设孤立建筑物的空白，也为在外海兴筑水工构筑物积累了经验，是中国助航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大沽灯塔的故事，郑秋悦和李刚一直讲到大家登船。

　　上午9时许，船只缓缓驶离码头。

　　船舱一层有沙发，郑秋悦刚坐定就拿出他们的“四普”专用设备——高精度北斗定位仪，和同事郭宇一起调试。这次海上勘测，李刚、郑秋悦、郭宇三人是“70后、80后、90后”组合，分工合作，安排有序。“用这个设备拍照，照片下边会自动显示坐标。我们要围着灯塔在不同位置打下坐标点，在地图上勾勒出文物轮廓范围。”他们边操作演示，边说起工作计划。

　　船舱二层是驾驶舱，掌舵的赵家振已经开了40多年船，大家都喊他“老赵”。六旬汉子指着操作台上好几个屏幕给记者介绍：“现在开船跟开车一样也有导航，但是以前不行啊！那时候用海图和罗经只能找到大概位置，所以从外边回来，远远地就找这个灯塔，朝着灯塔方向开，一准儿能找着‘家’。”

　　一路风平浪静。记者正在庆幸没有晕船，谁知临近11时，船体突然晃得厉害。老赵说，船已驶出主航道，正式进入锚地。大家想去甲板上透透气，刚站起来就被晃得又坐了下去。

　　颠簸了好一阵，忽听船舱外有人喊“快到了”，大家顿时来了精神。拿好定位仪，带上照相机，普查员们兴奋地走出船舱。甲板上，海风并不温柔，放眼望，海水无边无际。而就在波浪起伏间，一座红白相间的灯塔已越来越近。

　　不一会儿，高耸的大沽灯塔已近在咫尺。普查员们走到船头，开始拍照、测量坐标信息、绘制文物边界。驾船经验丰富的老赵则当起普查员们的“技术底座”，让船只尽量缓慢平稳地近距离围灯塔绕行。

　　“‘四普’的文物信息登记表与‘三普’时期相比，‘GPS坐标’变成了‘本体边界坐标’。”郭宇向记者讲解，“这种‘从点到面’的扩展，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确认文物的位置，还要更准确地记录、描绘文物的构成和范围。这个变化也充分说明了‘四普’对文物本体认定的精确度和全面性都在提升。”

　　眼前巍峨耸立的大沽灯塔，主体颜色红白相间，塔顶有6面红色壁板，相间有金黄色的花格窗，庄重朴实。

　　望着这座灯塔，郑秋悦感慨道：“大沽灯塔的现状与‘三普’时相比，没有发生变化，根据前期走访我们也得知，文物使用人尽职尽力做好了灯塔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近午时分，郑秋悦在船头朝驾驶舱挥挥手，竖了个大拇指，“都好了”，大沽灯塔“四普”勘测顺利完成。

　　当船头调转，所有人情不自禁地回过身，再次望向灯塔——塔顶，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