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人文大义》，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推荐理由：“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是文化的核心，何为中国文化，绕不过何为中国人文。本书以短小精悍的形式，依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饱含反思与哲思，讲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文的传奇，以图文溯源历史、寻脉人文。从人文传统到当今日常，从中国精神到西方人文，在这本书的叙述中，人文精神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中国人文的特质渐为清晰。人文和科技是社会发展的两翼，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人文传统尤为重要。本书短小的篇幅，却打通中西、沟通古今，有历史的厚重也有时代的呼唤。

　　“人文”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最早出现于《周易·贲卦》的彖辞。《贲卦》（下离上艮）讲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通过刚柔互相文饰的命题加以论证。其卦辞经文和《彖传》文字为：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传》通过“天象”和“人事”两方面，论证刚柔互相文饰的关系。天的本质不可见，而日月一往一来，交互错杂，文饰于天上，通过这种现象就可以认识天的本质。就人而言，有质（思想品质）与文（文明礼仪）的关系问题，通过文明礼仪可以反映人的思想品质，故“文明以止，人文也”——人的文明礼仪能止其所当止，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关系；能守其礼仪上的分寸而不逾越，便达到了“人文”境界。《彖传》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总结全句，意谓观视天文日月刚柔交错的现象，就能察知四时寒暑相代谢的规律；观视人的文明礼仪各止其分的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使人人能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吴澂对《周易·贲卦》的“文明以止，人文也”所作的注释为：“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礼’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时变谓四时寒暑代谢之，变化谓旧者，化新成谓久而成俗。”将“人文”诠释为以焕发的文采、粲然的典章制度使社会止其当止，而不是凭借威武之力去维持社会秩序。

　　《周易》中首出的“人文”一词，意指人际关系的准则，它的确立是仿效刚柔交错的“天文”的结果，却并非人格神的授意，同希伯来《旧约》中上帝耶和华向摩西宣示的神与人的“约法”大不一样。如果把《旧约》的法则称为“神文法则”，那么，《周易》的法则便是“人文法则”。自周代以降，中国便确立了与天道自然相贯通的人文传统，形成一种“尊天、远神、重人”的文化取向，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性格。

　　14世纪至16世纪，以复兴湮没千年之久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外观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进而扩展到整个西欧。此前，欧洲曾发生过多次“文艺复兴”，如公元8世纪、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次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大文艺复兴”，具有文化转型意味，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冲决封建罗网的要求，高张humanism旗帜，赞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其著名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并由此倡导人权，以与中世纪君临一切的神权相抗衡。以此为开端，意大利各大学增设修辞学、哲学、天算学等世俗学科（即人文学科），从而对神学在大学里的绝对地位提出挑战。文艺复兴运动还针对教会宣示的禁欲主义，力主追求人的现世幸福，论证个人自由发展的合理性。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的人性论与个人主义，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市民世界观的基础。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走出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先声，而humanism则被视作欧洲近世文化精神的前奏曲。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论及“中古时代”晚期的“古学研究”时，对“人文”作了这样的表述：

　　“人文”这个词是富于意义的，因为在那些古学研究中，人类的东西和人类的文化受到了尊重。

　　这一论述揭示了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真谛。

　　至20世纪初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欧洲文艺复兴思想介绍到中国，《国粹学报》屡称文艺复兴为“文学复古”；蒋方震（1882—1938）1924年出版《欧洲文艺复兴史》，以“再生”概括文艺复兴精神。也有学者体悟到文艺复兴在“复古”外观下包藏的“开新”深意，认识到历史的“进步又非为一直线”“其像如一螺线”，并以此比附清学，认为清初、清中叶、清末几次学术转折与文艺复兴相类似，均是“以复古为解放”。但现代中国知识界何时由何人正式将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想humanism译成“人文主义”，尚待考证。朱维铮（1936—2012）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胡适（1891—1962）1917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时，主张用“再生时代”翻译“文艺复兴”。1933年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发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

　　最后，非常可奇异的是，这场新的运动都是由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

　　由此推断，以“人文主义”翻译文艺复兴思想主流humanism当在1917年以后、1933年以前，而且，这位译者是“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的，具体而言，是懂得“人文”一词在中华元典里的本来含义的。

　　中国的人文传统，颇具“早熟性”。

　　远在文明时代初期的殷、周交替之际（距今约三千年），周人便开始突破商人的“尊神重鬼”，走向“远神近人”“天视自我民视”的观念应运而生，至晚周更是蔚然成风。先秦典籍中的“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便是中国式人文精神的初期表述。《左传》《孟子》诸书阐扬的“天道远，人道迩”“民贵君轻”之类民本思想将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发挥到极致。后来会合成中国文化主流的儒、法诸家，“舍诸天运，征乎人文”，都以现实政治、人间伦常为务，乃成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

　　传习中国文化，不可不从“人文”精义入手。

　　中国的人文传统，约略可以概括为——

　　“人文”与“天道”契合；虚置彼岸，执着此岸；伦理中心与经世取向；一体两翼的“民本”与“尊君”；“敬祖”与“重史”；文化人薪火相传……

　　这些特色，早在先秦即已形成，又在此后两千余年间生发、拓展，且因且革。以下试作分论，并与西方人文精神简单比较以便更为明晰，且对人类未来的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作一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