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1927年10月初到达上海的。这年的秋分节气是在9月24日。在江南一带，有“秋风起，蟹脚痒”的谚语，意思是，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长江三角洲一带河网纵横、沟渠密布、湖荡相连，很适合螃蟹生长，每年秋风起时，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就有挑着担子卖蟹的农人或小商贩沿街售卖。“不时不食”——无论是小市民人家还是大户人家，都要买几只新上市的蟹子尝尝鲜。到了白露和霜降这段时间里，恰好又是蟹子正肥时，更是引起“吃货”们的青睐。

　　鲁迅到达上海时，正赶上吃蟹的高峰期，1927年10月24日是霜降，蟹子正肥，此时鲁迅和许广平还没有包饭，在居住地景云里附近的多家饭馆里用餐。看到饭馆里有人食蟹，自然也引起鲁迅的口欲。11月2日那天，鲁迅日记云：“午蔡毓聪、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得小峰信。下午往内山书店……晚刘肖愚等来。达夫及王映霞来……夜食蟹。”绍兴也是蟹子的产地，且食蟹成风气，周作人写过多篇关于蟹的文章，在《吃蟹》（一）里，写道：“我虽不是蟹迷，但蟹也是要吃的，别无什么好的吃法，只是白煮剥了壳蘸姜醋吃而已，不用自己剥的蟹羹便有点没甚意思。若是面拖蟹我更为反对，虽然小时候在戏文台下也买了点面拖油炸的小蟹吃过……”在《吃蟹》（二）里也说吃蟹的经过：“光绪年间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同叔父用了两角小洋买蟹，两个人勉力把蟹炖吃了。剩下半锅肥大的蟹脚没有办法……吃蟹本是鲜的好，但那醉的腌的也别有味道，很是不坏。醉蟹在都市上虽有出售，乡间只有家里自制，所以比较不易得到，腌蟹则到时候满街满店……腌蟹通称淮蟹，音译如此，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形状仍是普通的湖蟹，好的其味不亚于醉蟹，只是没有酒气。俗语云‘九月团脐十月尖’，是说明那时的团脐蟹的黄或尖脐的膏最好吃，实际上也是这顶好吃，别的肉在其次。腌蟹的这两部分也是美味，而且据我看还可以说超过鲜蟹，这可以下饭，但过酒更好，不知道喝老酒的朋友有没有赞成这话的。”周作人所描述的小时候吃面拖蟹和在南京水师学堂期间吃水煮蟹，都是鲁迅生活过的地方，想必鲁迅也没少吃。从广州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又赶上吃蟹的好季节，当然不能错过了，就冲周作人兴致如此之高地写水煮蟹、面拖蟹、醉蟹、腌蟹，并且作了比较，最后是“过酒更好”，而且必须是老酒。老酒即黄酒，是绍兴人对黄酒的叫法。鲁迅在满街蟹香的诱惑下，怎么能忍得住呢？几天之后，即11月9日，鲁迅再次吃蟹了，日记中写道：“午后李秉中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下午得小峰信……夜食蟹饮酒，大醉。”鲁迅在不久之前的10月23日醉过一场酒，日记是这样写的：“午邀衣萍、曙天、春台、及三弟往东亚饭店午餐。下午黎锦明寄赠《破垒集》一本。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这次大醉是因为和朋友共饮，激发了性情所致，十几天以后因为吃蟹而大醉，那就是因为蟹的缘由了。这个场景想象一下挺有意思，鲁迅买回几只大青蟹子，和许广平二人持螯对饮，不觉几碗酒就下肚了。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过鲁迅的喝酒：“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其实也是黄酒和蟹最配。鲁迅吃到了家乡风味，不知不觉间忘了自己的酒量，以致大醉。鲁迅爱喝黄酒，是年轻时在绍兴养成的口感。当年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也偶尔到绍兴人开的酒馆子里喝喝黄酒，如杏花春、颐乡斋、越香斋等。鲁迅在这些地方吃越菜喝绍酒，虽次数不多，留下印象并不坏，日记中有记录的就有几次，如1912年10月19日记：“晚许铭伯招饮于杏花春，同坐有陈姓上虞人，忘其字，及俞月湖、胡孟乐、张协和、许季市。”1919年6月1日记：“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子佩招饮于颐香斋，与二弟同往。”这里的“颐香斋”就是“颐乡斋”的笔误。鲁迅初到北京时，经常小酌，那都是烧酒，吃越馆喝绍酒的机会不多，这从鲁迅日记中即可看出。这几次算是特例。到了上海，其喝酒的风气和北京完全不一样了，黄酒大行其道，加上又有时令肥蟹助酒，鲁迅大醉一回也情有可原。

　　到了11月16日，食蟹的季节要过了，鲁迅抓住机会，又吃了一次，日记曰：“下午往光华大学讲。得秋芳信十三日绍兴发。夜食蟹。”这次食蟹，多半是收到秋芳的信所致，信从绍兴来，又念起家乡的酒和蟹了，于是再抓紧吃一回。

　　鲁迅日记中，记下馆子的不少，很少记具体吃什么，在1927年11月2日到16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三次食蟹都有记录，其中一次还大醉，看来还是儿时滋味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