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金秋九月，又一个教师节来临了，我们都不禁会怀念起自己的老师。恩师难忘，难忘师恩。在文学名家的笔下，老师不仅担当育人使命，还用言传身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慈祥的老师，如绵绵春雨，滋润着学生的心田；严厉的老师，似把把标尺，规范了学生的言行；智慧的老师，如盏盏明灯，照亮了学生前进的方向。

　　鲁迅先生的早期启蒙老师寿镜吾，是他小时候在三味书屋的私塾老师，是绍兴有名的宿儒，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很严。鲁迅对寿先生十分敬重，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他写道：“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镜吾“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有一次，鲁迅因事迟到，寿先生批评了他。鲁迅深知老师的批评正是对他的爱护，从此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并在课桌上刻下一个“早”字，随时提醒自己。在鲁迅眼里，先生实际上是十分可亲、可敬的。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先生，并且还经常写信给先生表示问候和敬意。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热情歌颂了藤野先生正直、严谨、没有偏见的高尚品德。鲁迅晚年，日本有关方面要出《鲁迅文集》，鲁迅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把《藤野先生》选编进去。

　　丰子恺先生的恩师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是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多才多艺，不但能作曲作歌，还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演剧。他在丰子恺人生道路的几个关键时刻肩负着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1914年，17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业于李叔同门下。在丰子恺的记忆里，李老师高高瘦瘦，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宽阔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宽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爱的表情，这副神情用“温而厉”形容最为恰当。老师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

　　在《怀李叔同先生》一文中，丰子恺写道：“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先生这种言传身教和认真严谨的教育方法令学生肃然起敬。正是李叔同认真精神的培育和感召，奠定了学生丰子恺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美术家和散文家的基础。

　　汪曾祺先生和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沈从文也是师生情谊深厚，令人敬佩。在汪先生的散文作品中也屡屡写到了沈从文，读来既真实生动，又令人油然而生可亲可敬之情。他在《自报家门》中写道：“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汪曾祺还描述了他的老师沈先生与朋友的交往，“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伟大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