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施爱东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推荐理由：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中国龙”究竟是由何人、在何时、如何生产出来的？“龙”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龙”的？是不是只有五爪的才是“龙”？“龙”对应的英文翻译“dragon”是怎么来的，这个译名是否合适？……你都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全书收入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由不同的文化符号析出中国形象在域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面貌，揭示出龙形象背后含义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温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不仅给我们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更能脱离时代局限审视域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以史为鉴，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现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一、龙的阶级属性与国族属性

　　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自有“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几乎每一个龙年，主持人都会毫无悬念地说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样的闪光金句，巨龙也会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也会毫无悬念地高歌《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岁月轮回，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龙年。如今的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昂首挺胸对着西方世界说“不”，各大媒体一定会反复演绎和宣传“飞龙在天”的自豪感。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是我们要知道，龙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东方”这个概念恰恰是现代的，甚至“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文化概念。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

　　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Nicolae Spataru Milescu，1636—1708年）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

　　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乱伦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符号，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伏羲考》）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二、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与国家观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险家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厦门附近一个深水港湾被中国官方查获，伯来拉因此被投入中国监狱，直到1552年获释，其间他与中国囚犯有过密切的交流。伯来拉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做China，把百姓叫做Chins，可是，当问起中国人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时，他们却说，“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伯来拉非常好奇，接着又问：“你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你们是哪国人，你们怎样回答？”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省。……国家现在叫做大明，居民叫做大明人。”（《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善恶价值的兴衰问题，他的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近现代知识分子改装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转换成了国家政权的存亡问题。政权存亡意味着什么？《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国是一家一姓之国，不是全民之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当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点出所谓的亡国之痛不过是“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自有中国史以来，除了南北对峙的宋代曾有短暂的邻国或敌国观念，大多数太平时期，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为了区别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邻国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他们看来，华夷关系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并列关系，所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有学者专门对《筹办夷务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献中一般自称“天朝”，极少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的使用频率急剧衰减，“中国”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同时，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以“大清国”自称。至光绪年间，“大清国”和“中国”已经取代“天朝”成为正式外交词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由时间维度“朝”向空间维度“国”的转换，是被迫无奈之举。“天朝”被“夷人”从天射落，降成凡间的“大清国”（同期日本文献只称“清国”），虽然还扭捏着放不下一个“大”字，但毕竟是以国与国的姿态对待“西洋国”了。

　　那什么是中国呢？北宋石介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国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解释，西方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对应的英文是China，而不是Central Kingdom，丝毫没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译名“支那”也没这层意思。

　　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反复遭受外族凌辱，帝国没落之后兴起的新观念。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一直在试图廓清“国家”的观念：“而国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欲知宪政之为何物，必当先知国家之为何物。”（《宪政浅说》）康、梁之外，严复、陈独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都曾著书立说，纷纷阐释何为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由晚清知识分子重新发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个独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包装后的一体化新概念，“中”与“国”已经没有分拆阐释的价值，中字不再具有独立于国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