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荒，年前好几天就开始放假了。那时，没有什么农活儿，闲了下来，无所事事，我们知青整天像没有了笼头的马驹子，到处散逛。但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一般的去处，是到老乡家的热炕上，嗑着“毛嗑儿”和花生唠嗑，或到别的队找同学去玩儿，要不就是躲在宿舍里，给家里人或远方的朋友写信。时间如同身边的荒原一样无边无垠，显得很充裕，允许我们大把大把地随意挥洒。那时候，也是我们最寂寞最想家的时候。空旷的时间，空旷的荒原，把这种空落落的心情放大。

　　54年前，1970年的春节，一连几天，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天寒地冻，连汽车的水箱都冻成了冰坨，更是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跑到知青大食堂里玩儿。食堂很宽敞，一专多用，既是吃饭的地方，也是开会演节目的地方，为此专门搭建了一个高出地面一尺多的舞台，舞台很宽敞，演出话剧都富富裕裕。那时候，这个舞台成为我们玩儿的地方。好像队里有先见之明，早知道大雪封门，为了让我们玩儿得痛快，过好年，那年春节好多天前，队里的木匠就用椴木板拼接，自制了一副乒乓球球台，就放在舞台上。球台很正规，按照标准尺寸做的，涂上墨绿色的油漆，四边再涂上一圈白漆，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只是一时没有空去富锦县城买标准的球网，只好用一块薄松木板代替。椴木很硬，球打在上面，很有弹性，你一板，我一板，往返回合，单打，双打，弧圈直冲，海底捞月……增添了很多乐趣，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学校时光。

　　尽管54年过去了，记忆里的情景还是那样的清晰。年三十儿那天，我和伙伴打乒乓球打了一下午，好多人都累了，回宿舍休息，憋着劲儿等着吃年夜饭了，只剩下了我和陈嘉元。我们俩变换了花样，说咱们比赛，三局两胜，谁输谁要买一筒罐头请客。年前，队上小卖部进了好多水果和肉罐头。没有想到，我们比赛第一场结束后，去小卖部买罐头，其他罐头都被人买光了，只剩下了香蕉罐头。那种香蕉罐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一个长圆形的铁皮罐头里，直杵杵地立着4根香蕉，是两根香蕉从中间切成了两截。我们打一场比赛，就到小卖部去买罐头，一直打到小卖部的香蕉罐头卖光，我们把罐头里的香蕉一根根吃光。吃得我们的肚子都撑得慌了，那一夜的年夜饭也没吃多少，连排气都带有香蕉味儿。

　　那时，负责小卖部的，是个北京49中来的女知青，是来自柬埔寨的华侨，外号叫作“老佛爷”，年龄和我一般大，为了学中文，来到北京的华侨补校，学习完中文后，不愿再回柬埔寨，而是留在49中学继续读书，没想到就要考大学时，和我一样，一个跟头来到了北大荒。

　　为什么叫她“老佛爷”，这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但是，在我们二队，包括她本人在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个外号是我给她起的。起的原因，就在于这一年春节，我们顶着纷飞的大雪，踩着深深的雪窝子，一趟趟从食堂跑到小卖部买罐头，只剩下了香蕉罐头，能不气从心来吗？我忍不住不满地冲着她发了几句牢骚，埋怨她怎么就不会多进点儿别的罐头，一门心思认准了香蕉？只听说吃饺子过年的，没听说吃香蕉过年的。

　　关键是随后我又加了一句说她：知道你是从柬埔寨来的，你们那儿出香蕉，你就会吃香蕉，你长着个香蕉脑袋怎么着？这句话把她惹火了，双手插着腰，和我嚷嚷起来。

　　陈嘉元在食堂左等右等我不回来，跑到小卖部找我，才把我和“老佛爷”从争吵中劝开。以致最后我们再去买罐头，她说都卖光了，连香蕉罐头也没有了。我不信，以为她是成心不卖给我，又和她吵了一架。

　　于是，她和大家都认为，是我对她心怀不满，给她起了这个“老佛爷”的外号。这实在是有些冤枉我。“老佛爷”这个外号，真的不是我起的，我要是给她起外号，得叫她“香蕉脑袋”才是。但是，她却真真切切地给我起了个“硝酸”的外号，在和我激烈的争吵中，她就是用这个外号骂我的。这乒乓球打的！

　　事情过去了54年。我再没有见过“老佛爷”，也再没见过那种直杵杵地立着4根香蕉的铁皮罐头。当然，我也再没有过过香蕉过年的春节。不管怎么说，那是个难忘的春节。想想，如果没有香蕉的频频出场，那个春节，会让我这样难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