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刊》为创办5周年而举办的“我与副刊”征文，篇篇精彩。我作为一位从业20余年的副刊编辑，在编辑岗位上的所感所悟，曾在拙文《站在孙犁先生塑像前》中表述过了，而同时，我在一些编辑同仁眼里，也算是所谓的“一线”作者，我和编发我的作品的副刊编辑，多年来互为师友，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现略述一二，向我敬重的编辑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说起编辑和作者，先讲一个王蒙先生跟我说过的投稿往事吧。

　　王蒙曾被错划为“右派”，当“摘帽”后他开始写稿：“要说也真怪，没有任何文件规定，摘帽‘右派’的东西不准发表，嗨──每家刊物都不给你发了。有的编辑还挺客气，说你的作品很好，但限于篇幅……不是嫌长吗？我写短的，可还是不用。这时，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再也不能发表作品了，这对于一个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来说，痛苦莫过于此了。王蒙在苦闷中思索着，他没有绝望，他要写！1964年，王蒙把一篇文艺评论稿，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没有任何音讯。稿子寄丢了？没有，在编辑部。编辑们是多么懂得王蒙的心啊！他们拿着凝聚着受了重伤的青年作家心血和希望的稿子，在争取着……可是，之后随着运动的到来，这家刊物也被迫停刊了。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在伊犁农村，靠发给的生活费，度着“断线风筝”似的生活的王蒙，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十五年过去了。一天，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寄到了王蒙手里，打开一看，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说起这件事时，王蒙眼里闪着睿智而兴奋的光芒，他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只要有人类，美，是永远不会绝灭的！从表面上看，真善美是软弱的，和暴力相比，美是不设防的，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但是，美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人类对美的追求，永远不会绝灭。”那位保存了王蒙手稿十五年的编辑，何其神圣！

　　我最早接触到的副刊编辑，不是我去投稿求见，而是人家颇费周折地找到我。那时，我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后，到京郊农村插队，写了一篇小说《在密林成材的地方》，发表在东城区文化馆的刊物《红芽》上。可能是署名前有“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吧，引起了一位副刊编辑的关注，这就是时任《北京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赵尊党。他从东城区追到顺义县，而后是公社、大队，拿到大队党支部“政审合格”的证明，准备在《北京日报》副刊转发这篇小说，这对于我──一个热爱写作的知青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鼓励啊！

　　还是《红芽》另一期上我的一首儿童诗，使我结识了《中国少年报》编辑罗英大姐。她在报纸副刊版的头条位置，转发了我的这首诗，还寄来了9元钱稿费，那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笔稿费。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当记者，罗大姐仍然关心着我。一天，她打来电话：“你不是一直想采访乔羽吗？我给你联系好了，乔老爷同意了。”“太好啦，您陪我去吗？”“当然。”那次采访至今难忘：罗大姐与乔羽夫人交情深厚，完全为了帮我，她走了“夫人路线”。乔羽先生也敞开心扉，使我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我在《一条大河波浪宽》文章里，首次详尽披露了乔羽创作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全过程，这篇发表在《北京日报》的“独家”稿件，经乔老爷审定后具有权威性，流布至今。

　　我从前辈副刊编辑那里受教、受益的事还有很多，暂且放下；请允许我说说近年来，我与各报副刊编辑师友们的交往吧。近年，是指我从副刊编辑岗位上退休后的这些年。我在当副刊部主任时，自觉要求自己不在主管的版面上发作品，把版面让给更多的作者。那时写稿少，联系编辑也就不多，偶尔写了一篇《运河之子  魂归故里》，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后来才得知，这篇稿子到了常莉编辑案头，她很快在“大地”副刊的“心香一瓣”栏目发出了。那时我根本不认识常莉老师啊！随后，经她的手，我的诗歌 《写给聂耳》等，也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终于和资深编辑常莉老师相识，是我们共同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一届年会和采风活动。那次相聚也是别离，她告诉我不久就要到站下车了。我心黯然，她却没有半点面临退休的失落，还鼓励我说，你写你的，我的同事都很有水平，好稿子是漏不掉的。我按她说的，更加勤奋地写作。让我特别惊喜的是，常莉老师没有忘记我。一天，我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被朋友拉去帮忙，现在《中国民族报》做副刊编辑工作，希望我多支持她的工作。还用说吗，我连续给她发过去《彝家新寨“瓦几瓦”》《运动会诗篇》等散文，常莉老师都在报纸副刊的头条位置发出来了。

　　说到《人民日报》，就不能不说“大地”副刊主编董宏君老师。宏君一向低调、谦逊，从不显山露水，然而她的敬业、才华，尤其是作为副刊编辑对文字的精准把控、恰当亮眼的标题制作，在我眼里都是“大神”级的！宏君老师担任文艺部副主任后，不再直接处理作者稿件，我们的联系自然也少了，但此时我仿佛听见她的声音，她一定会说：“打住打住，千万别提我啊！”我犹豫再三，觉得有些稿件上的交往，对副刊界编辑同仁特别是年轻的编辑是有益处的，不妨简述一二。在父母去世多年后，积压愈深的思念之情，使我写了一篇散文《“清明”情思》。写作时，几次泪下，但完全没有想到要发表，是准备清明节扫墓时，我读给父母听的。临近“清明”，我还是把稿件发给了宏君，请她指教。宏君给我回了微信，只有几个字：“我流泪了。”2014年4月5日清明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清明”情思》。当天，“大地”副刊、文艺部、《人民日报》三级微信公众号，都推送了微信版的《“清明”情思》。宏君还给我转来一位《人民日报》记者“曲解直说”公众号转发的拙文，难得的是这位记者搜集了许多读者留言、跟帖，附在这篇散文后面，使我深受感动。

　　再说另一篇拙文。“立春的前几天，北京才飘落下今冬的第一场雪。尽管它来迟了，也不是小时候见到的那样晶莹，但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是给人们带来了欣喜。雪落无声。不知怎的，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了40年前我下乡插队的谢辛庄，想起村旁那条连名字都没有的小河。多少年了，每逢遇到冬天的初雪，我就会想起那条小河。其实，我想不想它，它都在那儿流淌；然而我知道，无论它水清水浊，水缓水急，哪怕有一天它真的断流、消失了，它也还会在我的生命中静静地流淌着。”写完这几句开头，文章的标题自然涌出，我把它写在前面：《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这是怎样一条河呢？“它是那样的美丽，清清地从村子旁流过，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河面变宽，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是我们叫它湖，贫下中农称它‘泡子’，它的确太小了，小得连个名字也没有。水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全然不知。可在我们眼里，它真的很美：河边是茂盛的钻天杨，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三夏’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捧起清凉的河水洗洗脸，涮涮镰刀，顿感一身轻松。”“谢辛庄的小河，你留下了我们的青春！”从村里的小河写起，我写了插队当知青的故事，写了自己的成长和情怀。记得收尾时，已是凌晨。“思绪翻飞，似窗外的雪花在飘舞。”我有点激动，不能罢笔，信马由缰地写了最后一句：“那条小河，只有谢辛庄有；那时的青春，只有我们确认。”文章发给宏君老师时，我表白：“这是一篇‘力作’（就是使劲写的）。”附了一个捂嘴笑的微信表情，宏君很快也回复我一个捂嘴笑的微信表情。不久，也是一个落雪的日子，我打开《人民日报》，见到“小河”发表在“大地”副刊的头条位置。让我惊喜的是，全文一字未动，包括我激情中写下的那句：“那条小河，只有谢辛庄有；那时的青春，只有我们确认。”编辑是作者的知音！“小河”引起不小反响，作家好友李迪、彭程、鲍尔吉·原野、凸凹、徐迅等点赞，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高洪波老师，在跟帖中特别引了这句“那条小河，只有谢辛庄有；那时的青春，只有我们确认”，表示赞赏。

　　好的作者一定是好的编辑“养”出来的；好的编辑一定是好的作者的知音。

　　2021年，我的作家挚友李迪去世一周年之际，我把积蓄心中的悲痛、思念，含着泪水写成了《又是五月槐花香》，发给了《光明日报》作品版付小悦主编。照例，小悦很快回了微信：“培禹老师，容我拜读、学习一下，稍后再告。”“再告”是一段深情的文字，她是难抑泪水读完全文的：“肯定要用！”小悦还征求我的意见：“因纪念建党一百周年，副刊的版面被占用，稍后安排可否？”七月过后，报纸版面恢复正常，第一个作品版的头条，即是我怀念李迪的文章，细心的小悦老师还改了标题，把《又是五月槐花香》，改为《又是遍野槐花香》。这篇散文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还被福建泉州市选为中考语文试卷。我转告小悦，她回：“泪祭！”附带流泪哭泣的微信表情。

　　还想说一位“知音”编辑好友，《人民政协报》副刊部主编王小宁。2022年，是著名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某报编辑约我写篇缅怀文章，我认真完成了任务。编辑非常满意，部主任也通过了，但在拼出版样送审时遇阻，不知什么原因被撤稿了。我的心血白费了倒没什么，但这对浩然先生不公！我把原稿发给小宁主编，小宁回复：“李老师，我们发。”我说：“文字太长不好安排吧？”“我们发两期，连载。”这篇《浩然：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发表后，《新华文摘》予以转载，引起积极的社会反响。

　　我还想说，脑海里浮现出长长的一串名字：彭程、刘玉琴、宋曙光、朱蕊、伍斌、赵阳、刘建民、周倩、赵培光、曾红雨、陈桥生、黄燕、柳易江、刘红唯、刘萍、彭诚、李开义、李悦春、李滇敏、伊萍、周舒艺、华静、于勤、陈戎……但必须打住了。因为我深知，我敬重的各位编辑老师，都是不愿露面的，他们常年俯首案头，默默工作在“为他人作嫁衣”的岗位上。

　　副刊编辑，何其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