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程 中国特色 ──读陈雍《考古何为》 2022年10月17日  吴裕成

  陈雍先生退休后出了三本书。具体地说,经一段时间酝酿之后,七年间三项成果:《考古杂俎》(2016,列入“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著述系列”)、《说说考古》(2017),最近一本《考古何为》,则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的新书目。

  再而至于三,合计一百几十万字,均围绕“考古”给书冠名。三本书铺展一位考古学家的历程:头一本,几十年专业论文的汇总;其后,面向大众作科普,报纸副刊《案边脞语》百篇随笔的结集;新近出版的这一本,深耕理论探讨与方法研究,是在提高的基础上,探索普及的考古读物,兼记从业亲历,又含回忆过往的意味。书名“何为”──设问自答: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特色考古学是什么?

  以多年研读与实践的积累来定义考古学,《考古何为》开篇即直面异说并存,做选择题:其一,考古学不是国学。为何不是?“国学”的说法,是相对于近代“西学”传入而提出的。其二,考古学不是金石学发展来的。其三,考古学是一门新学科,尽管中国宋代就已出现“考古”一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出国留学生把“考古学”和“史前史”译介给国内学术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发轫时期的中国考古,书中列举: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1923年,甘肃洮河流域;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1927年,北京房山周口店;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即便对于不曾从事考古的普通读者,这也是一些极具画面感的地名,比如将时光拉近六七十万年的北京猿人遗址,比如安阳殷墟刻着卜辞的甲骨。

  致敬中国考古,与这番亮眼描述一同开启读者的阅读体验,还有书前扉页那行大字:献给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作者写道,古代遗址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对象,遗迹、遗物包含在遗址之中。古代遗址是一定人群遗留下来的,具有时间、空间、功能、文化、社会等属性的特征。田野考古是考古者依据其知识储备、学术旨趣和研究取向,依靠技术手段与思维工具,揭露、认识、解释古代遗址的学术活动。

  “古代遗存的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书中介绍,放射性碳素测年确定绝对年代,遗址、遗物比对推断相对年代。前者以科学技术方法测年。综合运用这一技术取得的数据,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做了一项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排列出各地区新石器文化顺序及其绝对年代,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文化绝对年代的时空框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然而,这一技术手段也有乏力的时候,比如应用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时的表现。碳—14测年技术尚处在精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接下来,书中讨论相对年代。这种断代法现仍在用,将来也还会使用,因为不是所有的考古遗迹都能得到含有碳—14的检测标本。相对年代是在遗址或遗物相互比较的基础上推断出来的,方法的缜密至关重要。来看如下举例:罐A与罐B是同时使用的器物,在F1里,罐A与钵1共存;在F2里,罐B与钵2共存,据此推断钵1与钵2是同时的。作者写道,“这样推导出的结果往往被认为是可信的,其实这个方法也应该检讨”。由此引出,在一个遗迹单位里,器物之间关系的三种情况,即组合、共存、伴生,以及这三种情况对于相对年代推断的意义。

  较真求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时还不免追问为什么是一、是二。这样的治学精神,融合前人探索,《考古何为》抽丝剥茧般的讲述,便打开属于考古学的那一片深邃。搞考古的读者漫步其间,或少不了会心的、称许的眼睛一亮;而对考古学怀有好奇心的一般读者,迈过那道稍显挡脚的门槛,便会得到景随步移、梯次渐进的引导──“考古理论为: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为:考古年代学、地层断代法和考古层位学、类型断代法和考古类型学、考古阐释学;考古阐释学为: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流连其中,问津访求,正可了解几代人探索考古学及其理论、方法和技术本土化的不懈努力,一览考古学的中国历程、中国追求、中国特色。

  学科的体系性思考,加上宽的眼界,丰富的个案研究,作者调侃这本书“是个大拼盘”。“大拼盘”使深度的学术探讨,有了话题充盈的厚度呈现。

  受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委托的一些考察,书中有所反映。广州“南越国遗迹”由官署遗址、南越王墓和木构水闸遗址组成,是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陆续发现的。作者考察的感想,当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折中主义办法最容易被各方接受,而“南越国遗迹”所经历的保护,就是折中主义做法的结果。对贵州申遗项目“遵义海龙屯”现场考察,作者建议尽快通过考古工作获得对遗产区完整性的认知,并批评项目名称欠妥。《明史》《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均作“海龙囤”,当地规划部门公布地名作“海龙囤”。地名也是遗产,改“囤”为“屯”,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多篇得于古迹遗址考察的文字,为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时代课题,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关于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者从事考古发掘、文博文保及担任文史馆领导工作,亲身参与,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主张和材料可在书中读到。

  历史文化溯源的成果,1998年举办“天津寻根”考古特展,撰写展览大纲,同年发表《天津人文的由来》。这以后,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对天津历史作了“万千百”的概括,即10万年以来先民适应环境的人文历史,千年以来城市的形成发展历史,百年以来城市近代化和人民斗争的历史。书中言及双核城市与大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古代城市寺庙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系统,城隍庙、文庙、天妃(天后)宫属于官方系统,通常一座城市建一座。元代大直沽、小直沽分别建天妃宫,表明三岔口以下河东岸、西岸两个政治文化中心。明朝在天津卫城建城隍庙,清雍正时改为天津府城隍庙,并在大沽镇建城隍庙,表明天津在清前期已具双核城市的雏形,即以中心城市为主核、滨海城市为次核,“一条扁担挑两头”的城镇体系结构。因此,大沽历史城镇地区应适时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说到了马家店遗址,笔墨详尽。马家店位于天津红桥区故物场大街北端,作者称其是“甲骨文发现历史上的唯一坐标点”。光绪二十四年(1898),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来津贩物,在学者王襄家谈起河南出土有字骨版,在座书法家孟广慧认为是古代简策,催促其收购。转年即1899年,范寿轩如约再来,住宿马家店。王襄、孟广慧等人前去,鉴定骨版分为龟甲、兽骨,字出刀刻,并买下一些。发生在马家店的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发现,多少年来却被1931年《华北日报》一篇短文信笔戏说的烟雾所遮掩。清除遮掩的同时,马家店遗址的寻找与保护也是历程艰辛。种种努力,当年的文字图像资料,收录书中。

  《考古何为》编排,采用微信语句,是作者的巧妙创意。作者说,喜欢微信朋友圈讨论的氛围,仿佛找到在学校那种感觉。微信朋友圈话语,以楷体醒目格式排版,穿插全书章节间,如同纪录片里的现实桥段,增加了代入感和可读性,并对大段文字施以分隔,适应当下碎片化阅读。这些微信,同行间的来言去语,切磋琢磨,浸透着敬业与严谨,帮助读者了解成书过程,也勾勒出风采群体。微信一部分内容是大学同窗忆往,授课、实习,感念师恩,这又使读者感受考古人的情怀与文字间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