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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3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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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唯一现存清代私家园林 拥有市内唯一保留的清代藏书楼
李家荣园到人民公园 155载诗画书香(图)
吴非
早期荣园景色
早期荣园景色
1907年明信片上的荣园中和塔
  ▲毛泽东主席为人民公园大门题字并复函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同学在天津荣园留影

  2018年恰逢人民公园建园155周年,不久前,人民公园相关部门及一些学者、专家,针对这座历史名园今年的一系列纪念文化活动展开计划与商议——口述历史、史话出书、讲堂讲座、加大文保力度……事实上,与津城不少历史悠久的公园不同,作为天津市内唯一现存清代私家园林,人民公园自1863年建成至此后百余年的时间,始终有着浓浓的“文化味儿”。

  前身为“荣园”的人民公园,虽说是“李善人”的私家园林,不过据闻当时每逢年节假日已经面向普通老百姓开放。园中向来更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聚集之地,清廷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末代皇帝溥仪、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周总理等等都曾到访,其中不乏文人留下不少诗作。在天津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学者张绍祖看来,园内保存至今的藏经阁,可谓相当能代表人民公园“文化”特性的重要标志,“吟诗作画,丰富藏书,那时的‘荣园’就累积起浓厚的文化气息,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氛围。” 

  溥仪张伯驹都是园中客  藏经阁书香市内“独一份”

  为纪念人民公园建园155周年,新年伊始,园区相关部门到一些学者、专家已经展开今年一系列文化活动的计划。

  策划征集一些对人民公园历史有所了解的老百姓进行口述历史记录;继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老建筑文化设施保护力度,申报文物保护单位;“人民公园史话将出书。1863年到1954年这部分已经出书了,但是1954年之后的历史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这部分历史补齐,那么人民公园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就更清楚了。”人民公园宋昕忆书记解释,和其他公园有所区别,人民公园历史上就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以人民公园大讲堂的名义,定期开展讲座,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只不过没有扩大影响力,正好今年155周年,希望延续当年的诗情画意,将高雅文化引回来,把历史文化氛围传递下来,也是和这座公园承载的历史记忆接轨,挖掘出人民公园最初的特点。”

  用张绍祖的话说,津城园林当中,人民公园的文化性独树一帜,自建成起慢慢累积下来的种种名人轶事,在当时已让这座公园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氛围。

  人民公园当年不乏各路名人到访,也曾留下不少诗作,“建诗社,开诗会,饮酒吟诗,比如郭则沄创办的诗词团体须社,还有后来的梦碧词社……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都曾在园中聚会酬唱,渐渐在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传统。”张绍祖谈及,晚清非常有名的重臣荣庆曾在造访荣园后赋诗:“名园三百亩,处处见桃花。流水疏枝映,微风嫩柳斜。依松含晓日,绕径看朝霞。艳说仙源好,而今在李家。”公园的中心曾经还有过一座别致的“咏诗亭”,相传也是文人墨客雅集之所。“有人说溥仪也来过,溥仪身边的人也常在这里集会结社,吟诗作画。”有资料记录,清廷内务府大臣郑孝胥1923年随侍末代皇帝溥仪蛰居天津近八年时光,其间就曾多次到访人民公园,留下不少诗文记录。相传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也常来人民公园,尤其对园内的海棠情有独钟,赏花后还曾打“诗钟”,填词赋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到春天,海棠开了,张伯驹都要专程从北京到天津的人民公园看海棠,“陪同一起赏花吟诗作画的还有天津文人张牧石、寇梦碧等人,在当时也是津门一段文化佳话了。”

  现今园内还保留的藏经阁,更是人民公园当年就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也是如今天津市内唯一保留的清代藏书楼。

  “靠近东南方的藏经阁,从资料来看,这里的藏书在整个中国北方都是相当有名的。除了诗画,更有书香,这都是人民公园与众不同的亮点,我觉得也体现着建园之人的一种家风。”

  据《藏经阁修缮记》记载,建成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藏经阁共有三层,二层为藏书之地,四周环以外廊,在此除了读书还可以一览园中风光。当年建造此园作为私家园林的“李善人”,还把书房建到公园之中,于李氏这个“书香门第”而言此举并不稀奇——有一种说法:传到七世李春城和其四个儿子时,李氏书香文运盛极一时。“尤其是李士铭、李士鉁两位,皆有功名,爱书如命,对著书也不乏研究。”张绍祖介绍,如今这些藏书一部分在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甚至台湾的图书馆也有,有一部分当时捐给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可惜1937年日本人将整个图书馆炸毁,里面的藏书就这样被毁掉了。”

  “李善人”私家后花园  逢年过节也“对外”开放

  老辈天津人大概都知道,人民公园的前身正是清代津城大盐商李春城的私家园林,史料记载时称“荣园”,民间多俗称为“李家花园”。“荣园的来历,倒是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或许就是取‘荣’的荣华富贵、兴旺发达之意吧。”

  作为同治、光绪以后新增的“天津八大家”之一,李春城的家本在老城里东门——二道街东头冰窑胡同的大宅院,堂号亿善堂。“李家老城里的房子就挺讲究的,后来搬到了租界。”住在城里却在城外西楼一带建了私家花园,追本溯源其实是李家完全掌控了这一片土地,“现在河西这块地当年都是他们家的,包括东楼、西楼等好多区域。”清兵入关后,西楼一带河西东起小刘庄西至谦德庄共约1155亩的土地被旗人划为北圈,农民从此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变为旗人佃户。清同治元年(1862年),李家花钱买下了北圈“揽头”这桩差事,转年便在这一方土地上建起了自家的“私人后花园”。张绍祖认为,之所以选中此地建园林,或许也是看中这一带的原始生态环境和土地广阔,“当时一片野地,有河流、有沟渠,有天然湖泊,一派郊野风光。”

  湖沼、亭台、曲桥、塔楼、书阁、园西北方的人工土山、西南方设有小榭和养静室……山水相间,塔、湖、桥等一系列建筑细节相映成趣,最初的荣园内部多按照江南园林设计,“吸取杭州西湖、苏州园林等风格,毕竟李家从南方来,对江南建筑特点应该比较了解。”那时候每逢李氏家族春秋佳日家庭聚会、邀宴宾客,总会来到园中,“李家家庙就在荣园,应该就是‘咏诗亭’所在位置,现在变成‘显密圆通殿’了。”建成初期占地270亩的荣园,后几经战乱、变迁缩减到180亩。如今园内保留下来的建筑主要还有藏经阁、中和塔、显密园通殿,“像藏经阁之前落架重修,也是完全按照原先的格局制式。时间久远,难免出现自然损毁,虽然几经修缮,但这几个建筑一直存在。” 

  张绍祖感觉,最初的荣园整个状态相对更原始,“最初的荣园四周以壕堑为界,后来园围筑有花墙。”

  不过在当时,荣园可以说已经承载了今时今日公园的“公众性”——据说除了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常来到访,李家兴旺时期,荣园逢年过节也会对普通老百姓开放,“每年端午、中元、中秋各开放一次,任人游览。相传李家特别是他们家的老太太非常善良,过年过节、遇到灾害总会舍粥救济穷人,好像后来还在老城东南城角草厂庵设了个‘李善人粥厂’施舍乞丐,‘李善人’的名号便是这么获得的。”因此在民间也素有将荣园称为“李善人花园”的叫法,据闻当时天津外国租界当局绘制的天津英文地图上,也是用的“Li Chuan Sen Gardens”(音译即为“李善人花园”)来标注。

  毛主席亲笔题字“全国唯一”

  周总理读书时曾经到访留影

  1946年,人民公园还曾一度办起了私人学校。“抗战胜利之后,知名人士姜般若曾租这里的房子筹办天津育德学院,创办人、董事、院长、教务长等在历史上都是颇有名气的人物。虽说不可和南开、北洋同日而语,学生没那么多,可当时在津也是私人办的一所高等院校了。”至于缘何将这里作为校舍选址,张绍祖猜测或许也是出于租金的考虑。

  50年代,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曾担任人民公园副主任,在当时也是一段城中佳话。“张学铭曾经任职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代理过天津市市长,30年代在天津已经是很有名气、地位的人物了。”不过当时也有一些“闲言碎语”,“说他过去是市长,现在成了一个公园的园长,实际有点讽刺意味,可他反而认为值得。”张绍祖提道,就职人民公园副主任十年时间,张学铭“没少干实事”,“亲自收门票,看护存放自行车,园内开茶社、站柜台……各种服务日常小事他都做。”

  当然,张学铭在任期间更促成了一件“大事”。

  1954年国庆节前,张学铭等人到京预备请中央领导给人民公园题字。“张学铭的岳父是古建筑学家朱启钤,民国时期当过总理,和中共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关系甚好,章士钊又常能见到毛主席。”原本没敢想过能请到主席题字的张学铭,试着托付章士钊,“结果转天就收到毛主席亲笔题字,还有一封复函。”这个“意外惊喜”也成了毛主席亲笔为中国园林、公园所题写的唯一匾额。

  “主席题字,总理也曾来过。”张绍祖特别说起,早在1917年周总理便曾到人民公园游览,“南开素来注重社会实践活动,1917年周总理南开中学毕业后,留学之前,和他的同学到处去参观,其中来到过人民公园,相关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但是有照片为证,也很能说明问题了。”张绍祖坦言,周总理当年离开天津之前,人民公园或许可以算是他告别这座城市的最后地标之一,“应该也是一份宝贵的青春记忆吧。”

  新报记者 吴非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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