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押解嫌犯朱祖林辨认现场。 图源马鞍山市公安局

　　1997年在安徽马鞍山市和县一所武校发生投毒案，造成该校130名师生不同程度中毒，7名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去年5月，历经26年追踪，警方分别在福建晋江市、贵州贵阳市成功将潜逃的犯罪嫌疑人付泽阶、朱祖林抓捕归案。去年11月1日，该案在马鞍山市中院开庭，历经10余个小时的庭审，法院宣布择期宣判。1月8日，案件一审宣判，以投毒罪判处被告人付泽阶、朱祖林死刑。

　　当年死去的7个孩子中，最小的11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7个家庭的家属在孩子受害后，拍下一张合照，上面写着“六·三〇难友留念”，如今照片已有些褪色。

　　刁小梅今年61岁，是当年年纪最小的死者钱皓的母亲，她手指划过照片中尚且年轻的丈夫和自己，又一一介绍起其他人的近况：有两家后来又生了孩子，其他家属还去参加了满月酒，现在孩子都已经20多岁了；有人遭受打击后身体和精神状况欠佳，有家属已经过世，没来得及见到投毒后潜逃的嫌疑人归案……

　　投毒事件

　　1997年6月30日，安徽马鞍山和县南北武校的学生陆续起床，时年18岁的林桦记得，7时左右，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去食堂打饭，他夹了一些咸菜放在稀饭里，吃了第一口觉得太咸就吐了出来，后面又吃了一口。回到宿舍后，他发现有同学开始出现状况——宿舍门口有人倒下。

　　林桦回忆，越来越多的学生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有人哭喊。当时，林桦帮忙运送中毒严重的学生，他记得其中一位叫小丹，他把小丹扶上中巴车，在靠窗户边的座位坐着，但没一会儿，小丹的四肢开始抽搐，直往地下倒。“我把他按着，但按着按着，我感觉他没有了气息。”林桦说，他一直在座位一边，支撑着小丹的身体。

　　后来，他听说，小丹的父亲田伟是跑车的，那次接送了别的中毒的孩子，却没有接到自己的孩子。

　　这次事件中，最小的死者是年仅11岁的钱皓。

　　钱皓的父母钱华和刁小梅记得，事发当天，他们马上搭车去和县，到了地方后，看到马路上黑压压一片都是人，但找了一圈没见到自己的孩子。

　　他们听说，学校的电话线被剪断了，唯一一辆吉普车车胎也被扎破，找不到交通工具。当时，武校后面的两个村的村民都出来帮忙找车，去马路上拦大客车，让他们转头去武校载中毒的孩子们去医院。

　　当天11点多，他们搭车来到和县人民医院。天气正热，医院里很混乱，不少学生口吐白沫或是正在抽搐，现场还有很多家属。

　　钱华在病房找到钱皓时，孩子意识有些不清，身上有排泄物，他们给孩子脱了衣服清洗。不久后，孩子开始意识模糊，原本还能认得父母，到第二天情况恶化，开始剧烈抽筋，孩子“不行了”。

　　刁小梅说，他们的孩子算是走得晚的。在这次中毒事件中，有几个孩子还没送到医院就断气了。

　　经检测，7名死去的孩子均系424鼠药中毒死亡。

　　同门积怨

　　在去年11月1日该投毒案的庭审中，被告人朱祖林自述，1995年他和彭某某合开了武校，彭是主教练，他是校长，他发现彭背着自己招生并只交给学校一半学费，二人发生矛盾；1996年彭带走教练、学校会计和2/3的学生，重开了一家武校，二人就此决裂，两家武校形成竞争关系。

　　朱祖林说，自己曾帮忙操办彭某某的结婚和工作，对彭的做法十分不满。他称，该案另一被告人付泽阶和他是同一个拳馆的师兄弟，曾在彭某某的学校担任教练，也对彭某某不满。

　　据马鞍山检察院指控，1997年6月的一天，付泽阶、朱祖林商议决定使用投毒的方式报复彭某某，付泽阶实施后，由朱祖林支付给付泽阶5万元，朱祖林当场支付付泽阶500元。

　　付泽阶称，辞职返回湖北老家后，他听到窗外有叫卖老鼠药的声音，便买了两包老鼠药，几天后骑车到镇上告知了朱祖林这件事。他称，从老家湖北监利再到和县的路程至少需要3天，如果不是利益驱使，他不会答应再次返回武校投毒。

　　此后，付泽阶坐车到和县，于1997年6月29日晚进入南北武校，将老鼠药放进厨房的咸豇豆里，并进行搅拌。

　　他辩称，自己不知道老鼠药会有这么强烈的毒性，会毒死人。投毒后，他连夜往巢湖方向走，并在路边的西瓜棚待到天亮，其间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很害怕。他当时为了了解情况，曾经拨打了学校小卖部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孩说：“武校出大事了，死了学生，武校教练都要回来，你要快回来。”他称，那个时候知道死了小孩，非常后悔。当时，他仍然想要到朱祖林承诺的那笔钱。他称，自己拨打朱祖林的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后便将电话挂断。

　　逃亡之路

　　潜逃的前几个月，付泽阶多次拨打朱祖林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投毒后，付泽阶居无定所，化名并办了假身份证后，流窜到江西新余市，福建德化县、莆田市、晋江市等地，以打零工为生。他不敢登记身份信息，疫情期间不敢打疫苗、做核酸检测，近几年也没有坐过车。

　　2000年前后，付泽阶来到福建一家皮革厂工作。庭审中，公诉人提到，当时同事证言称，付泽阶说自己是孤儿，没有谈过以前的事。

　　同事称，付泽阶此后结婚生子，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付泽阶没什么嗜好，也很少出门，没有和人发生过冲突，之前的工资一直现金发放，此后改成打到妻子的银行卡上。

　　朱祖林则在案发不久后向父亲拿了几千块钱，潜逃外地，并沿着鄱阳湖走到江西一个村子里做工。庭审上，他称自己给和县相关部门写了多封信件，称自己没有与付泽阶合谋，但事发后身边亲友都认为是他干的，于是他选择潜逃，等到付泽阶被抓后，他就也回去将此事说清楚。

　　此后，朱祖林又至浙江杭州市打工，并入赘杭州一户人家，先后在江西上饶市、贵州贵阳市开办桶装水生产企业。

　　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案发后，朱祖林的哥哥再也没有见过弟弟。逃走时，朱祖林的女儿刚刚一周岁，老婆后来到法院起诉离婚，到了女儿上学时期，学校里也经常有人指指点点，女儿很快辍学，随母亲外出打工。几年前，朱祖林的父亲去世，也没能见小儿子一面。

　　26年里，警方从未放弃对嫌疑人的追查，几代民警接力追凶，但因受当时侦查条件、技术力量等各方面限制，追捕工作困难重重。去年5月初，福建晋江警方利用大数据分析，发现在一皮革厂打工的男子与嫌疑人付泽阶存在相似体貌特征，经两地警方反复比对确认后，立即将其控制。

　　“那个（原本的）名字我都快忘记了。”付泽阶说，但他一听到民警叫自己，就知道对方是为了投毒的事情来的，他没有反抗。5月9日，付泽阶被押回和县。5月7日清晨，专案组奔袭贵州贵阳市，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将朱祖林在厂内抓获。

　　11月1日的庭审上，朱祖林和付泽阶互相指称，投毒是对方的主意，对于当年朱祖林给付泽阶的500元，付泽阶认为那是投毒的订金，而朱祖林则称是他让付介绍学生的好处费，自己并非雇凶投毒，朱祖林一方的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公诉机关认为，朱祖林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和付泽阶相当，对案件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祖林和付泽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共同犯罪。

　　案后余生

　　两名嫌疑人逃亡26年，改名换姓，组建家庭。被害的7个家庭生活发生剧变，26年里丧子之痛未曾消弭。

　　“我们想不明白，他怎么就能这么狠心？”刁小梅的手指着一张付泽阶和钱皓的合照，儿子很得当时20多岁的教练付泽阶喜欢。夫妻俩和付泽阶见过几次，对他印象还可以，觉得他很照顾钱皓，钱皓表演的时候他在旁边笑着看，两人还有合照。

　　刁小梅把孩子的照片保存得很好，细心收在旁屋的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免不了要淌眼泪。

　　事发后十几天，钱皓父母陆续联系上另外6个中毒身亡的孩子父母，那段时间，父母之间相互安慰，互相打气，打电话约着一起见面去武校讨说法。田丹父亲开着中巴车带着家属们一起为孩子的事奔走，有次从合肥回家的路上，7个家庭、11名家属一起拍摄了一张合照。刁小梅拿出这张照片说，这是孩子们被火化后拍的，地点应该就是在路边，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在我们村子里，这个年纪的小孩没办法葬在祖坟。”刁小梅说，另一方面，亲人怕她总能看到孩子的墓地会更加伤心。最后，他们给孩子买了公墓，葬在巢湖老家，墓碑刻着“和县南北少林（武校）第一代弟子”的字样。

　　最开始的几年，7名受害者父母的生活几乎停摆。钱皓父母家里的粮店生意几乎不做了，有时到周末，刁小梅就幻想，今天该是去学校看望孩子的日子，但清醒过来孩子已经不在。后来看到村里人家儿子结婚了，她就想着，儿子如果还活着，这么大也应该结婚了。当时有亲戚建议他们再抱养一个孩子，但她觉得，他们自己脾气还是这样的话，对抱回来的小孩也不好，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们把在外的大儿子接回了家，大儿子和弟弟只差1岁，性格比较晚熟，随着年纪增长，逐渐懂事。为了避免母亲伤心，他会替父母去给弟弟扫墓、修坟。

　　接到警方告知凶手落网的消息后，刁小梅马上开始电话联系其他家属，拨通电话那一刻，对方的声音也同样激动，说正准备打给她。不少失去联络的家属就这样开始重新联系，已经沉寂的记忆再次浮现。

　　受害者汤某叶的父母先后生育3个女孩，抱走1个，老来才得了汤某叶这个儿子，十分疼惜。如今，汤某叶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已经70多岁。汤某叶出生和长大的老屋已经多年没人居住，但汤家人还是不舍得将老屋推倒，在屋内一角的墙上，还贴着《安娜与武林》《天下无贼》的海报，以及家人的合照。

　　（文中林桦、钱皓、钱华、刁小梅为化名）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