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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0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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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饥渴,青春最深刻的记忆(图)
苏莉鹏

  自从两年前从中央电视台退休,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便过起了她真正的荧屏外生活。两年来,她很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只是偶尔会在类似倪萍新书发布会这样的场合捧场。

  功成名就的人退休后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状态,很容易令人羡慕。比如同在央视的播音员康辉说,他每次见到敬一丹就会开玩笑说:“真羡慕您退休了。”

  让康辉真正羡慕的,并非敬一丹退休后的清闲,而是她有更多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作为1976年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敬一丹与她的同学完成了一本记录青春和时代的书——《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这个很有年代感的名词,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工农兵学员”始于1970年,高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之后共有94万年轻人入校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1976年入学的那一届就成为了“末代工农兵学员”。

  敬一丹正是在1976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让敬一丹这代人有了特殊的青春记忆。之所以和同学们写下这样一本书,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自己的视角,折射出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作为记者、主持人、学者的敬一丹,她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更关联着一个国家、时代的发展轨迹。

  “‘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工农兵学员,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独特现象,而敬一丹作为亲历者,面对今天和明天,讲述自己的过往,体现着媒体人特有的记录意识和传播意识。“我的同学现在几乎都到了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年龄,人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也到了记录的时候了。真正促成我们去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是我和年轻人在一起交谈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对那段历史印象很模糊。我想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把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年轻人。”敬一丹说,她真正的目的,是想和不同年龄段的人们谈谈“我们”。

  敬一丹这样理解“末代”:“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级与77级的区别,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就是这样巧,我们入学、毕业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向后看,末代工农兵学员与往届工农兵学员不同;向前看,与77级、78级更不同。‘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饥渴”是敬一丹那代人对青春最深刻的记忆——从最基本的吃饭,到最高级的读书

  他们回味的是作为工农兵学员两年的大学生活,那其中多是对知识的渴求,自然也有物质匮乏年代味蕾的记忆。

  敬一丹向记者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作为北方人,她特别喜欢吃面条,但是大学食堂那时从来不卖面条,但也不是根本没有,病号饭可以有面条。敬一丹回忆,那时她就经常想怎么才能生病,因为生病就有机会吃面条了。后来她终于生病了,去校医院开药的时候,她弱弱地和医生说:“能开一个病号饭的条吗?”大夫给了她一个小纸条,敬一丹拿着小纸条开始期待。

  到了食堂,大家排队买大锅饭,只有一个小窗口可以买病号饭,敬一丹排着队就在想象这碗面是什么样的,是炸酱面还是热干面,是放西红柿还是菠菜,她甚至在想,是带回宿舍吃还是在食堂吃。食堂一个凳子都没有,这样吃面太没有享受的感觉了,可是回宿舍吃,别的同学馋了怎么办。“面条来了,饭盆递给我的时候就是糊状,没有西红柿,没有葱花,没有菠菜,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煮了多久,我真有点委屈。我站在那儿把一碗面吞了。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病过,也没有获得过病号饭的小条。”

  这样一件小事,其背后所反映的时代记忆就是“票证经济”。那时什么都凭票购买,物质紧缺时代对于工农兵学员敬一丹而言,最直观的记忆是“我就想吃碗面”。

  后来敬一丹还是满足了想吃面条的愿望。那时北京东方市场有一个小餐厅,有一次敬一丹拿着攒了很久的三角二分钱,在那儿买了一碗担担面,那碗面对她而言是最大的享受。不管周围多么嘈杂,世界于她而言就是眼前碗里那一根根的面条,以及小芽菜和麻酱。那一小碗面并不能吃饱,但敬一丹没有任性地再买一碗,她擦着嘴心满意足地回学校了。

  很多年后,当敬一丹在她的大学同学微信群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位同学立即画了一幅小画,那画面让人看起来笑中带泪。

  “饥渴”是敬一丹那代人对青春最深刻的记忆——从最基本的吃饭,到最高级的读书。“我们入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是带着饥渴的感觉,因为‘文革’时大量的时间我们看不到书,很多书都是禁书。当时在报纸上登了一个预告,说周末的王府井书店将卖这些书,告诉大家这些书要重新发行了,我们饥渴了那么多年,这个时候的状态不是迷茫,是扑上去了。”

  因为只有两年的学制,所以敬一丹感觉,两年的大学上下来是“饥渴的心,半饱的课”。“半饱”的感觉就是非常饥渴但是得不到满足,当他们走出校门后,这种遗憾越来越强烈,所以才有了敬一丹在大学毕业几年后又考研读硕士,直至进入中央电视台,而那些都是这之后的事情了。

  ■ 对 话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很多人一提起青春就会觉得是轻狂的、热烈的,作为工农兵学员,你们那代人的青春最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敬一丹:青春的狂放恣意本来是天然的,但是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从青春开始萌动就是很克制的,这种克制既有外在的约束也有自己的克制。自己的克制到了什么程度呢?成了一种习惯。其实成年以后,我才反思自己,从小就克制,不觉得是一种克制,可能已经习惯了。想想也挺悲剧的,我从来没有任性过,因为约束成了非常自然的行为,所以我看到如今“80后”“90后”作家写的小说,我就觉得,这是多么自由、任性的青春啊。

  快报:你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的烦恼,比如面对升学、就业?

  敬一丹:这是一种幸福。比如现在学生报志愿的时候,面对那么多专业,不知道要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我看到这种情景特别羡慕。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还有这么多学校和专业,更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个,完全是赶上了、遇到了,多被动啊,这就是我们的青春。还有就业,现在可以有很多自己的选择,但我们那时是从哪来到哪去,没有第二种选择。

  快报:有时候没有选择可能会少一些迷茫,你们那时有迷茫的感觉吗?

  敬一丹: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要在走出校门的时候,业务上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那个时候我们不用迷茫。曾经有些事有点迷茫,比如说1977年到1978年,旧的时代告别,新的时代开始。那个时候有一点思想上的活跃和激荡,是这样一种迷茫,并不是说我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专业方向。

  快报:如今再看末代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让你觉得自己收获了什么?

  敬一丹:没有什么经历是白白经过的。我们这代人当时没有觉得艰苦,当时差别小,大家都那样,回过头来看,我们并没有说多吃力地坚持走到今天,就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今天。有过基层经验的人比较有韧性,当过知青、当过兵的人抗压能力很强。回头看其实是有得有失,我失去了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学业也断断续续,但是那段生活使得我看到了中国的最底层,也了解了多层次的中国现象,这也是一种收获。

  本报记者 苏莉鹏

  照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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