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处女作的故事

　　泰戈尔                     川端康成                     村上春树                     胡 适                        林语堂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张 玥

　　前些日子，英国作家狄更斯的手稿在纽约拍卖，其中有他的处女作《匹克威克外传》。

　　猜猜它的预售价是多少钱？

　　至少15万美元。

　　再猜猜它有多厚？

　　告诉你，只有一页。

　　狄更斯成名后，他的作品在报纸上连载，每天都有人买通印刷厂的人，迫不及待地看未见报的内容。想当初《匹克威克外传》面世时，狄更斯未享大名，那书恐怕就没这待遇。处女作、成名作，大多数时候没法画等号。

　　如果说作家成了名，就像《大宅门》里的二奶奶一样有派儿，有威严，那么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就和小媳妇儿一样。

　　唐朝有个诗人叫朱庆馀，有一次参加科考前，给考官写了一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意思是说：我就像个新嫁娘，您就像我的公婆，现在要接受您的考察，心里有点七上八下。处女作面世的时候，作家们绝对都是这种心理，由着读者横挑鼻子竖挑眼，大气儿都不敢喘。有的人顺风顺水，就此打响名头；有的人多灾多难，被冷落，被误读，苦熬多年才混出个样子；还有的人干脆昙花一现，就此没落了。

　　回头看看作家出版处女作时的情形，一定很有趣，就像人在成年之后翻看婴儿照一样，瞅着那些肚兜、屁帘儿发笑——再怎么风流倜傥、光彩照人，当初也是一个生瓜蛋子。

　　所谓近水楼台，咱就照顾一下亚洲的几位作家，回头再瞧瞧欧洲、美洲的秀才们。我们选中的五位作家，泰戈尔、川端康成是诺贝尔奖得主，村上春树、胡适、林语堂是近些年来挺受关注的作家。咱就坐上时光机，回到他们嫁给文字的那一天，瞧瞧这些名家青涩、羞赧的模样。

　　有人说，忙于过早将作品付印，是会让人后悔的一件事。但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那种想看自己作品印刷出来的冲动，“在生命的初期就衰落下去了”。它仿佛给作家打了疫苗，对“读者是什么人”“读者怎么说”“什么错字没有更正”这类事儿有了免疫能力，再也不过分执著，能心无旁骛地写作。

　　这话是泰戈尔说的，因他有着切身的体会。

　　卖不出去的处女作

　　1880年，世界上开始出现气象记录，中国修了自己最早的铁路，在印度这块殖民地上，英兵开始更换适合野战的军装。世界在天翻地覆，亚洲陷入从未有过的孱弱。乱世是社会的不幸，却是文人发愤的动力之源。

　　在那一年，一个印度人离开了，他去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百多年后，他的孙子奈保尔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印度人回来了，二十多年后，他成了亚洲首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叫泰戈尔；差不多也是在那一年，一个叫林至诚的中国人搬到福建坂仔镇住下，十几年后，一个叫林语堂的孩子在那里出生。

　　在1880年，泰戈尔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大多数人以为他的处女作是《暮歌》，但实际上是《诗人的故事》。这是一部诗集，其中的一些作品曾发表在杂志上。有意思的是，泰戈尔并不知道它会出版，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把它付诸印刷，然后才寄了一本给作者。

　　如果你想知道泰戈尔在那时候的影响力，那么来听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仿照印度古代著名诗人巴努·辛迦的风格写了几首诗给他的朋友看。那位朋友欣喜若狂，忙称那是连古印度的文豪都写不出来的作品。然而当泰戈尔挑明那是自己的手笔时，他的朋友立刻沮丧起来，只是说它们“还不坏”。

　　可想而知《诗人的故事》的命运，它们全成了仓库里的存货。泰戈尔对这仓促之举并不满意，他后来说，那位朋友没能卖掉那些书，赔了不少钱，“得到了惩罚”。好在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暮歌》出版，让泰戈尔开始为世人所知。

　　不识货的大学教授

　　在《暮歌》发表的同年，泰戈尔曾撰文批判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劣行。他与中国渊源颇深，陈独秀在主办《新青年》的早期就译介过他的诗作。1919年，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同时，印度也掀起了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从那时起，泰戈尔遍访世界各地，寻求民族解放之路。1924年，他来到了中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泰戈尔访华时，围绕他的政治、文化观念，产生了很大争议。具体争论什么，今日且不论，只看那分成两派的文人：支持一方中有徐志摩、胡适等等，反对一方则有陈独秀、林语堂等等。

　　在此事上，胡适和林语堂虽意见相左，但两人的情谊非同寻常。早年林语堂到美国、德国留学，曾因奖学金问题陷入困境，于是想起胡适。因两人曾私下约定，等林语堂毕业后到北大任教。于是林语堂希望胡适代他向校方申请预支一些费用。胡适先后给林语堂寄去2000美金，助他渡过难关。而林语堂直到回国后才得知，那笔钱并非出自校方，而是胡适私人的，令他感激莫名。

　　胡适和林语堂有个共同点，即其处女作都不是文学作品。胡适虽是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却以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成名，林语堂一生钟情研究汉字的使用，其处女作就是一部《汉字索引制说明》——熟知《京华烟云》的读者们，怕是没听说过它吧？

　　《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雏形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但事情就好笑在这里。据学者唐德刚的研究称，当年轮到胡适论文答辩的时候，六个主持答辩的美国大学教授中只有一个略懂中文，听胡适说起“墨家”“名学”一类的字眼，当然一头雾水，这论文便没有通过。而按照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规矩，博士论文出版后应留给学校100册，而美国的出版印刷费很贵，所以中国留学生都托人在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胡适的这部作品大约就是这么出炉的，未曾想出版后轰动学术界，让胡适出了名。数年后当胡适的美国导师、当年主持答辩的教授之一杜威来到中国，目睹这本书的影响后，才知道自己“不识货”。

　　林语堂的中文处女作也是在留学归国后完成的。1918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感觉自己的英文还不错，中国历史、文学等却不怎样，于是涉足其中。因为他在德国攻读的就是语言学，所以对语言文字非常感兴趣，同时感到汉字的查询、索引颇为不便，于是著成《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刊登在《新青年》上，由蔡元培和钱玄同两位名家分别为之作序、写跋，一时引起学界的关注。不过，这篇作品毕竟没有成书出版。若论出版物，林语堂的处女作当是1928年出版的《剪拂集》，里面收录的都是政论、杂文一类作品，多曾发表在刊物上。那时，林语堂在文坛、学界都已略有名气了。

　　幸运的日本人

　　泰戈尔在国外似乎总是遇到非难。中国之行也许让他想起了几年前在日本的遭遇。1916年当他应邀前往日本时，起初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的演讲让日本人很不高兴，待他离开时，连欢送仪式都没有——原因是他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

　　就在泰戈尔访问日本的那一年，一个17岁的日本少年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许他未曾受到泰戈尔来访的影响，但五十多年后，他成为继其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他就是川端康成。

　　从发表文章到出版处女作，川端康成用了10年时间。1926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感情的装饰》出版。这是一部“掌小说”集。所谓“掌小说”，就是咱们常说的小小说。日本文学界有一个习惯，作家在出版处女作的时候，要举行一个纪念活动。那时，川端康成已经和圈内作家有了很密切的往来。在大家出席他的纪念会时，他请他们在《感情的装饰》的扉页上签名留念。今天你若有机会看到这份名单的话，会发现在到贺的五十多人中，包括了菊池宽、江户川乱步等有名的作家。

　　1968年1月，川端康成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做了《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3个月后，另一个日本青年开始了大学生活。他血气方刚，对很多事情都愤愤不平。大学生活对他而言，就是打工、泡吧、听爵士乐。

　　后来，他成了酒吧老板。在他29岁那年，忽然心血来潮，“涌起想写点什么的冲动”，开始动笔创作，于是后来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作家叫村上春树。

　　村上的处女作名为《且听风吟》。他把稿子投给了“群像新人奖”评审委员会，理由怪得出奇：因为该奖有字数限制。后来这个作品也被形容为“短得可怜”。1979年6月，这部作品获得了“群像新人奖”，一个月后由讲谈社出版。处女作便获得好评，村上春树实在是幸运。

　　那一年，村上春树30岁，他自信在40岁的时候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但是只过了七年，《挪威的森林》便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