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薇/天津人，现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生

　　英国的教育很注重联系实际。老师指导学生写论文时，要求学生必须自己去采集数据，反对从网上或别人的文章中获得数据。比如，我们做的关于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客户分析报告，其中的统计资料，是我们通过多次在健身中心的周边街道、车站对200位行人做问卷调查得来的，是百分之百的一手资料。

　　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咨询和求助，也表现出相当的理解和支持。我的专业是休闲管理中的体育管理方向。财务管理课的一个作业是分析足球俱乐部财务状况。我对曼联最感兴趣，就试着给他们的财务部发了电子邮件。没想到，一星期后我就收到了回信——曼联俱乐部寄来的一个大邮包！我打开一看，是曼联连续三年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按照我的要求提供的各项财务数据，还有俱乐部关于财务的一些会议决议等。财务报告印刷精美，球员转会发生的财务收支情况一目了然，包括2005年把贝克汉姆卖给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和从埃弗顿购买鲁尼的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数据。

　　有的时候，我们还去一些著名公司和企业参观、寻访。对学生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接待方都会耐心、细致地解答。虽然学生的实践活动受到社会的支持，但是，在一些深度合作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不顺利、不愉快的情况，再加上学生之间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时做个项目竟像掉进泥潭，想爬也爬不出，只有无奈地接受。比如，我们的活动与赛事管理课，项目任务是举办一场慈善服装秀。现在项目正在艰难的运作之中。这个马拉松式的项目，对参与人的耐性，绝对是一次考验。

　　此项目是一场为艾滋病人筹款的服装秀，出资及合作方是一家志愿者组织，负责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所谓英国上流社会的有钱人。听说他与他弟弟创办这家志愿者组织已经很多年了，老哥俩也已为此注入了可观的资金。

　　我们这个项目组有十八九位同学，分成财务、大会协调、公共关系等几个小组，组长是美国姑娘Rachel。Rachel是个很泼辣的女孩，还是专业的歌剧演员。去年圣诞节期间，她曾赶回美国，参加事先有约的歌剧演出。由于对演出的流程很熟悉，所以组长的角色非她莫属。

　　第一次接触合作方是三个月以前。那天我们一行十几人到了对方的办公地点。这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小楼，接待我们的是三位专职志愿者（这个机构有专职人员，还有很多兼职志愿者）。三位中一位女士两位男士，其中的一位男士，说话时有很重的娘娘腔。他留着马尾辫，还不时用食指捋自己的头发。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有些就是艾滋病患者或同性恋者，我们推测，眼前这位八成就是。我们谈了想法，不料，双方在服装秀举办地点上看法不一致。对方主张在酒吧，因为场地租金要低一些，而我们主张在酒店，理由是募捐者主要是有钱人，而有钱人多数是不愿意去酒吧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经过反复协商，对方总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以后，合作双方经历了多次协商和辩论。

　　学生之间的不一致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耗费宝贵时间，也着实让人无法接受。比如有一次，我们丈量演出场地。几个英国同学拉着一根软尺，一段一段地蹲在地下量。我一看马上建议——量好地毯上一块方形大图案的尺寸（图案大小一样，而且很规则），再数数图案的数量，然后一乘，场地的大小不就出来了嘛。这可比一点点地量省事多了。英国同学听后，认为我说的有道理，但是还是坚持一段一段地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方法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如他们的。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放着省时省力的法子不用，而非得选择费事的呢？这回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保守的英国人”了。但是，出于“团队精神”，我也只好和他们一起耗时间。

　　我们的项目在缓慢地推进：联系谢菲尔德市的财主、大亨及一贯热衷慈善事业的知名人士；征集愿意免费提供帮助的服装设计师及模特；寻找收费低廉的演出公司，解决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印制邀请信、传单；选择物美价廉的地毯、桌布等等。就在我们按照合作约定分头进行工作、且已经得到很多企业赞助的时候，合作方突然提出：事先计划的演出时间要推后一个月，从5月改为6月！我们一听就炸了锅——我们已经把时间和活动的安排全部告知了赞助商，更改就意味着不诚信，赞助商就有可能退出活动，这样到手的赞助就有泡汤的危险。同时6月正是我们开始做毕业大论文的时候，其紧张程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怎么能把项目拖到那个时候呢？

　　老师一听也急了，她亲自出马，和我们一起到对方的办公室参加协调会。对方的负责人也到场了。那个老头态度强硬，不等我们老师开口就高谈阔论起来。之后他宣布最终决定——演出就定于6月举行！然后他便扬长而去。组长Rachel气坏了，她放开大嗓门叫道：“垃圾！垃圾！简直就是垃圾！”(“垃圾”是英国人最常用的文明国骂)

　　眼下，项目组十几位各国同学，都深陷服装秀“项目风波”之中。没办法，只能拼全力去完成。不过，有此项目这碗“酒”垫底，将来啥“酒”都能对付了。

　　2007年4月2日